第一章 “民”的发现与人的道德主体性发展<br>中国古代社会，人的发展主要是指人的道德素质的提升和理想人格的实现，古代思想家以此为核心提出了丰富的人学思想，形成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的“圣人”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和谐与稳定，并在人生的终极意义问题上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外在救赎”方式的“内在修养”之路，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容。但由于它片面强调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忽视了人的物质需要和利益，因此，作为独立的个人是不受重视的，更谈不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了。如果说在西欧的中世纪，人是被上帝压迫着的话，那么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人则是被各种道德观念压迫着，并最终被消解在宇宙天地之中。<br>一、中国古代人的发展的社会背景<br>中国古代人的发展是与古代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一致。社会发展的程度决定人的发展的水平，反之亦然。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人的发展思想和状况，我们有必要首先论及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状况和基本特征。<br>古代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性。中国地理环境的优越和农耕经济的早熟，促进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最早跨入文明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多年到公元19世纪前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国家。<br> （一）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br>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从进入文明社会一直到近代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应用技术，在明朝中前期以前，处在世界发展水平的前列。社会经济总量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还算是个比较富足的国家，特别是在几个所谓的“盛世”时期，诸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清朝的“康乾”时期等，社会经济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尽管古代社会兵荒马乱不断，内患外扰交织，但是社会经济和人口却一直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到18世纪，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首位。<br>中国的农耕业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由于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适宜远古木石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地作物的生产，农耕业首先在黄河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br>殷商西周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春秋战国时期，农耕业得到长足进展。从《孟子?梁惠王》等篇所表现的当时物质生活状况看，谷物生产、蚕桑业及小家畜饲养是人们衣食的基本来源。发展农业，提倡“耕战”，成为历代王朝竞相效仿的国策。帝王们都下劝农令，以“帝亲耕，后亲蚕”之类的仪式和奖励农事的政令鼓舞天下农夫勤于耕作。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自唐以后的千年间，中国农耕区不断扩大，随着中原农人的南迁，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各种高产、耐瘠作物的推广，农耕区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渐次向长江上游、长城以外，又向南越过五岭，达到珠江流域及云贵高原。 <br>中国是农耕文明的典范，早在公元6世纪就形成了世界上卓越的、系统完整的耕作理论。与欧洲中世纪农业对比，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中国在汉代已推广铁犁；当欧洲农业还是休耕制时，中国已进入轮作复种阶段；欧洲人长期实行放牧，中国早就有家禽圈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生产国，还是世界上饲养家蚕、织造丝绸、栽培果树和种茶、制茶最早的国家。特别是在水利工程方面，中国更有不少举世瞩目的创造，驰誉世界的都江堰、著名的郑国渠和灵渠都是在两千多年前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br> 中国的手工业生产，也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由此产生了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革命性作用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这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文明的伟大科技成果。除此之外，灵巧的工艺品、精美的纺织品，长期风靡世界市场。造船业的发达，使中国最早开辟了亚、非两大洲之间的海上交通。古老的赵州桥领先于世界一千多年，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观。冶炼术、炼丹术、瓷器、漆器、酿酒、染色、兵刃、食品等方面的技术也相应取得突出成就。<br>农耕经济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主体，自然土地制度被提到最为重要的地位。农耕社会，土地是家庭最主要的财产。经济上形成了各级统治者的土地等级所有，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封建时代的农业经济，是建立在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的个体小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土地的被分割则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可以买卖等原因，土地所有权的流动变化很大。而随着人口增长，土地被分割的现象日益严重。这样，各个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并非各自连成一片，而是互相交织，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宋代以后，尤其是在江南一带，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虽然土地占有集中的趋势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但土地占有的集中仍是与土地的分散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土地制度和实际占有情况，使人依附于土地，成为土地的农奴，同时又使一部分人（拥有土地的私人）因分散而有一定的自由，即出现“天高皇帝远”的行政权力难以干预的自由情境。这便使人的发展出现了绝大多数人发展的不自由和个别人具有一定发展自由的矛盾局面。<br>长期的农耕经济使生产力发展一直平稳，但到宋明以后，社会生产的发展十分缓慢，特别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社会经济发展就走下坡路了。如果把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缓慢状况与西欧的大踏步前进进行比较，这种不进则退的趋势，便更为显著。<br>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历代皇朝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也重视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建设，以及农业生产的工具、技术的改造，农业生产的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稳定发展阶段，基本能够生产满足人们维持基本生存的粮食，这是我国古代人口数量一直居于世界各国前列的一个根本原因。从这一点而言，农耕社会为人的生存和简单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对整个人群共同体的生存、发展需求而言，不发达的农耕经济和社会生产总量是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也不可能提供全面促使人发展的资源。同时，由于社会资源被极少数的人所掌握和支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等现象大量存在。由此，绝大多数人连最起码的生活资料都很缺乏，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许多人只能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生活。在基本的需要还得不到满足的社会，是谈不上什么满足人的享受和发展需要的。中国古代社会只是为极少数统治阶层的人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源，中国古代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在实践上是难以解决和实现的。<br> （二）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br> 中国古代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性质。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家族制度、宗法制度的扩大化和法定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内容特征主要表现为：<br>1.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长期植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稳定和巩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服务。<br>2.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婚姻裙带关系贯穿政治制度发展的始终。皇权高于一切，君权不可分割，皇权、君权是国家权力系统的中心。皇权、君权深受宗法影响，借助父权加强君权、借助礼制调整伦理关系和等级秩序。华夏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亦曾经历从原始氏族到家庭、私有制及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这已被考古发掘、文献记载以及有关的研究成果所证实。而商周时期宗法制度的产生与实施，则显示出华夏民族家族制度的高度发展水平与特点，同时它对当时以及其后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又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日‘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日庙数之制；三日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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