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那个时候恐怕还没有这种观念。所以地方的修路、铺桥之类，都是由民间自筹之而自问之。既然绅士承担了地方日常的事务，就成为地方社会的重心所在、权威所在、道德尺度所在，以及文化所在。因此构成的绅权，是一种区别于国家权力的权力，它们调动和安排一个地方的社会秩序。前几年讲国家与社会，老是以为近代化的过程中扩大了社会，、限制了国家，其实在我们所说的这一段中国历史里，情况是倒过来的。
由此可见，科举制度不仅同教育有关，同选官有关，而且通过产出绅士，为传统中国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
一个县，一次县试几十个秀才，若干年积累下来，就会有一大批秀才，而秀才大部分都做不了举人。一个省，一次乡试产生一批举人，然后累积起来会有大批举人，这些举人大部分也中不了进士。做不了进士的举人和做不了举人的秀才就只能留在地方社会，所以这些人被称为在籍绅士。如果把这些人全部抽空，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会怎样？国家的治理会怎样？不可想象。所以清末废除科举，一个重大影响就是消灭了原本由科举产生的绅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研究农村社会的人说农村破产，其间的一部分原因是绅士群没有了。
那么绅权什么时候最为鼎盛？
杨国强：绅权到明代非常强盛，历史学家瞿兑之说：“明代江南乡官势力最为横桀，而士子结纳干预，肆行无惮亦最甚。”所谓“结纳干预”主要是指出入公门，干预官司，直接把地方官员判官司的本分侵犯了。另一面是乡官抗赋税。因为乡官不交国赋，则地方的额度就摊到其他人头上，许多人负担重，就把自己的田产寄托在乡官名下，也可以避钱粮。最后结果是国家赋税收不上来。还有明代绅士结社盛行，原本结社是科举制度下切磋课义，后来会议论朝政，到清人人关时，很多社都起来抗清。当时江苏、浙江、广东、江西、包括华北都有发生，这几方面说明明代的绅权比历史上其他朝代都要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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