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麦金农一样,斯蒂格利茨等人也提出了一个资本市场发展的顺序问题,也就是由金融约束政策向金融自由化政策过渡的顺序问题。“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有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均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②健全的银行体系是金融政策的首要任务,在金融约束政策随着金融深化的程度加深而放松的过程中,始终都应该注意金融体系的健全性。该理论提出的市场化顺序是:贷款利率控制应优先于存款利率控制而放松;政府在发展公司债券和股票市场、向银行部门引入竞争之前,应该为政府证券发展一个民间债券市场。
除了自由化的顺序之外,自由化的速度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卡特南和麦金农等人认为“渐进的自由化”(印尼、韩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和台湾)比“激进的自由化”(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土耳其和乌拉圭)更加成功。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首先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即政府在降低利率管制程度和减少信贷定量分配之前控制预算赤字和放慢货币增长率。由于利率稳定,这些国家和地区避免了企业大量破产并维持了投资增长速度。而激进的自由化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在财政状况得以维持之前,有些国家事实上取消了利率管理和信贷分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急剧提高利率,会引发企业普遍破产,投资在更有风险的投机中受到扭曲。(保罗·霍尔伍德,1996)
汇率是金融市场中除利率外的另一个重要的价格,在开放经济中更是如此。汇率自由化就是放弃以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外汇管制,让汇率自由浮动,实现外汇的自由化。在汇率自由化进程初期的汇率政策选择上,学术界对金融深化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麦金农与肖认为,在初始阶段,汇率不应急剧贬值,以抵消由于国内利率上升对外资产生的吸引力,防止资本大量流人;另一种是马依森认为,在初始阶段应采取大幅度贬值和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上述两套主张,分别在中国与德国的金融深化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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