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感叹如今温州人腰缠万贯、富可敌国，温州富商大多是白手起家，从最不起眼的工作做起，从最低廉的商品卖起，从最低的报酬拿起。
温州人做生意的原始资本积累，是外出打工“打”出来的。众所周知，温州人擅长拿“三把刀”：菜刀（厨师）、剃刀（剃头匠）和剪刀（裁缝）。靠这三把刀，温州人走遍天下，不仅让自己不饿肚子，还走出了名气、走出了以后实业创业的基础资本。
其他地方也有大量外出务工人员，也有“三把刀”的说法，但是为什么惟独温州人能操好手中的刀，在行走中无本万利，白手创造出大量的财富呢？这其中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温州人从来不满足于和大家挣相同的钱。他们总是在寻找哪个行业可以得到高于平均利益，并且总会首先抓住机会，在其他人还没来得及顾及时就抢占先机进人了这个行业。追逐超额利润而非社会一般利润永远是温州人的准则，因此他们才能赚得又多又快。第二，温州人比中国所有地方的人走得更远、经历得更多。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走得更远才能有更广阔的见识，温州人因此也具有了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高得多的眼界。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就已经在新疆、西藏、甘肃等西部地区谋生。原因很简单，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地区属于八类地区，没有工资收入的温州农民当然要到那里寻求高额收益。温州人并不满足于在国内打工，当发现国外人力资本的报酬远高于国内的时候，便通过“合规”和“不合规”的途径远涉重洋去谋求更高收益，目前欧洲的华侨中温州人肯定是最多的。第三，即使是打工这样最基本最简单的工作，温州人也更懂得选择时机，在恰当的时候进入。例如，在中国出现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之前，温州人已经遍布全国了；在大城市人还没有以出国学习为名去日本、澳大利亚打工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向欧洲迁移了。
温州商人陈诗冠曾经感叹：“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最初，他们十分不起眼，人们只是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中认识他们。就是在不起眼的厨师、剃头匠、裁缝这种当地人或许会不屑的小工作中，温州人不经意间赚到了本地人意想不到的第一桶金。
温州商人的学历大多不高，有的中学毕业，有的只念了几_年小学，有的甚至只能认字，而且很多家境贫寒，从小吃过很多苦、经历过许多磨难。于是很多人将他们称作“草根”，意即出生像草根一样低贱，但是拥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能尽自己所能汲取的一切阳光雨露和营养来丰润自己的根，直到根在地下蔓延扩展达到出人意料的广度。
温州商人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产业大多属较低层次，规模较小；多是家族制；大多数人比较谨慎，趋于保守；像风筝一样牢牢地将管理权抓在手里；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有高新技术。
温州人的创业被称为“三无五低”。“三无”即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五低”指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产业层次低和企业组织形式低。但“三无五低”却形成了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群体。就是这群草根英雄，在障碍面前敢跨敢闯。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看到温州商人的声音或脚步。从第一本个体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我国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全国第一的私企党建；虽然是草根，温州老板们的创富之路却走得很神气。
1．逆境激励人奋斗
正因为出身差、从小吃苦，才推动草根们产生强烈的摆脱命运、争取成功的欲望。有人将之归纳为“逆商”（AQ）。所谓“逆商”是人们面对逆境，在逆境中的成长能力的商数，用来测量每个人面对逆境时的应变和适应能力的大小。逆商高的人在面对困难时往往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毅力，锲而不舍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立体的人；相反，那些逆商低的人则常常畏畏缩缩、半途而废、最终一败涂地。
温州商人们无疑就具有这样的“高逆商”，在困境中仍能坚韧面对现实，甚至燃起更高的奋斗欲望。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如今拥有几亿美元资产，目标是成为国际电气巨头的温州人南存辉就经历了一段引以为豪的困厄逆境。我们可以断定，南存辉的高逆商为他最后的成功贡献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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