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等（2004）发现，发生较大亏损或管理层变更的公司更愿意提取减值准备，而且计提比例较高。李增泉（2001）发现在自愿计提减值时期，上市公司一般选择不计提减值准备，即使计提，提取比例也显著偏低。在被强制要求计提资产减值时，具有扭亏动机的上市公司会计提较低的减值准备，而具有亏损动机的上市公司会计提较高减值，以增加未来的期间收益。蔡祥和张海燕（2004）探讨了1999年强制执行减值准备计提政策时，公司在进行追溯调整过程中的会计选择行为。他们发现，资产减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资产质量的实际状况，但规避或迎合政府管制的动机仍然构成了主要的解释原因之一。戴德明等（2005）以2001-2003年的亏损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影响减值政策的经济因素与盈余管理因素，发现亏损上市公司减值准备的计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业和公司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但在控制经济因素的影响后，依旧存在较强的大清洗动机。
王建新（2007b）在新《资产减值准则》的研究框架下，结合公司治理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特征、盈余管理动机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以2001年到200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公司治理结构、盈余管理动机都会影响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的转回，但未来收益能力和经济环境并不影响长期资产减值的转回。
代冰彬等（2007）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动机，发现除了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外，稳健性因素也能影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即在同样毁损情况下，“坏消息”公司将比“好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减值准备。
（二）资产减值相关规定的实施效果的检验
国内外关于资产减值的规定也都有过变化。SFASl21对长期资产减值的确认标准和计量标准作出了详尽的规定，Riedl（2004）对SFASl21发布前后资产减值报告动机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发现准则出台后资产减值准备报告动机与经济因素的联系更弱了，而与大清洗的报告行为联系更为紧密。
在国内，洪剑峭等（2004）检验了2001.年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对八项资产减值准备要求的实施效果，发现计提减值准备后的会计数据比计提减值准备前的数据更具信息含量。
王建新（2007a）以2001-2004的样本支持了《资产减值》的修订，即“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这一规定有助于压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制度空间，使得资产减值更好地反映其经济实质。
张然等（2007）研究新旧会计准则变迁对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行为的影响，并发现上市公司在准则颁布以后实施以前，并没有由于会计准则变迁而集中转回大量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但上市公司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明显更加谨慎，数额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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