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奴婢：中国封建社会的赘疣
奴婢是怎样一种人？这是一个看似容易其实却较难解答的问题。关于其定义，目前最为权威、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辞海》所云：“古代称罪人的男女家属没人宫中为奴者”，即男为奴，女为婢；以后，则“泛指丧失自由、被人奴役的男女”。应该承认，这一说法基本上是对的，但亦须指出它还有点漏洞，主要就是没有点明奴婢存在与封建社会紧密相连的关系，容易使人将奴隶与奴婢混为一谈。
其实，奴婢与奴隶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在奴隶社会，广大奴隶是作为一个独立阶级而存在，其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不同，奴婢只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阶层，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在封建社会，奴婢毕竟不像奴隶社会的奴隶那样毫无人身保障，动辄就被奴隶主杀害甚至成为殉葬品，因封建法律尚有一点保护奴婢人身安全的条款。毫无疑问，奴婢与奴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相提并论或误为一体。那么，奴婢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其社会、法律地位及身份特征又如何呢?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一般的说，凡不属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层的人，皆视为社会上的“贱民”，不得人“良民”之列。在这方面，奴婢无疑与优伶、娼妓、乞丐等社会末流一样，属于社会上的贱民一类。但比较而言，由于奴婢本身情况的特殊，故与其他贱民相比，在社会、法律地位及身份特征表现上，奴婢又有其自己的表现内容与形式，并似乎较其他贱民更为卑贱、低下。
奴婢存在于社会，其一个最主要的表现特点就是没有独立户籍，或依附于官府，或依附于私家。在这方面，北魏及唐朝的“均田令（制）”中即有一典型例证，因当时分田规定都将私属奴婢列入其主人家计算，或分田或不分田。与奴婢不同，优伶人了乐户，娼妓人了娼户，乞丐入了丐户，尽管是“人另册”，但他们总还有自己的户籍。
凡人沦为奴婢之后，他一般也就丧失了姓名自主权，而由其主人另取新名。新名一般都有些吉祥或象征意义，如来安、来福、春梅、秋香之类，仅有名而无姓。但亦有从主人姓的，如“三言”中唐伯虎为追求丫环秋香而不惜屈身为奴后，即被主人华太师易名为“华安”。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奴婢即使成为自由人，甚至有了功名，按惯例他仍须从主人姓。这里原来深有用意，从侧面反映了主奴名分、尊卑区别的不可更易性。据唐张鹜《朝野佥载》卷三载：隋朝开皇年间，京兆韦衮有家奴桃符，常年随他征战，十分英勇。当韦衮升官至左卫中郎时，他考虑到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于是，桃符特宰牛献之，并求主人赐姓。韦衮答日：“止从我姓为韦氏。”桃符大惊日：“不敢与郎君同姓。”韦衮又日：“汝但从之，此有深意。”原来韦衮所谓“深意”，即“盖虑年深代远，（桃符）子孙或与韦氏通婚”。故特要桃符从己姓，这样，根据“同姓不婚”的原则，自己后代就不可能与家奴后代联姻通婚，而能保证血缘的纯洁。
在封建等级制的压迫下，奴婢本人不消说，而且奴婢后代也被剥夺了科考及任官职的权利。如明末清初著名戏剧家李玉，其父为当朝内阁大臣申时行府上的家奴，李玉自己从小爱好读书，长大后很想通过科考踏人仕途。但据清焦循《剧说》及冯沅君《怎样看待（一捧雪）》所载，李玉几次想参加科考，都受到申家的告讦，而“连厄于有司”，“不得应科试”，从而被迫专心从事戏剧创作。又如清朝曾连续发生过福建巡抚弹劾长随出身的某县同知何某、湖南巡抚弹劾门人出身的候补道刘某之事，结果都奉旨将何、刘革职查办。
关于奴婢的穿着亦有严格规定，不得逾越违反。如男奴衣着，据宋王楙《野客丛书》载，只能戴青色或绿色的帻，不能戴冠，并只能穿白色的衣服，如陶渊明所谓“白衣送酒”是也；婢女一般只准穿青色衣服，如唐白居易诗中“青衣报平旦”、“两角青衣扶老身”的青衣皆指婢女。此外，奴婢外貌有时也强加特殊标记。如南朝奴仆多被剪短头发，称“平头奴子”，或在其面颊上刺字，称“黥奴”。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奴婢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如《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就明确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正因为此，故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奴婢买卖，元朝、清朝甚至在京城设有专门的“人市”。
由于封建政府是如此看待、限制奴婢的社会地位及其身份，故社会上，特别是官僚、豪绅更是有恃无恐，甚至以“家法”、“族规”予奴婢以严格控制。如清代，江西新建县的程姓地主就明目张胆地打着奉雍正皇帝批准的名义，将该县余姓家族全部当作程姓的世代家奴，并制订“七不准”刻匾悬挂祠堂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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