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政党、特别是某些实力雄厚的执政党,在循西方模样代表社会的同时,还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着传统的东方式引导和教化职能。这一职能又与东亚政党自身特有的社会动员职能紧密联结,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渗透和控制社会生活的政治机制。以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以严密的社会控制为手段,政党因此而获得极高的权威。但是,由于有些政党及其领袖往往会过分扩张这一权威,无形间就展现出了极强的超越世俗和公众的色彩,因而又事实上把这一权威置于一种被质疑和受抵制的困境之中。
3.在政党与国家关系上,由于“党造国家”在东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政党就不仅仅是西方意义上的社团,而是国家产生的母体和推动其发展的机器。铸造国家的政党挟开国之余威,来决定国家的体制,决定其他政党在该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和干预方式等等。由此,领导建国的执政党事实上剥离了原本应由国家来承担的许多政治职能。
4.在政党与政府关系上,东亚政党对政府权力尤为看重,较之西方发达民主社会的政党,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政党可能更不愿意做在野党,事实上也很少出现西方那样高度负责任、有能力并有成效地监督和制衡政党政府的在野党。在东亚这样一个历史上就习惯于行政主导的地区,政党一旦执政,那么它与政府的结合就更为紧密,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更加严密。为了获取政府权力,个别政党的行为带有极强的机会主义色彩,有时甚至不择手段。2004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民进党凭借两颗子弹来延续政权的做法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5.在不同政党间的关系方面,相当多的地方存在着控制与服从、排斥与抵制的不平等关系,甚至是某种零和关系,平等、竞争与合作的党际关系尚未成为主流。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它只是把反对党当作衡量自己执政满意度高下的工具,它总是以种种方式,包括公开但不光彩的手段来限制反对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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