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就业的问题比天大。”是否充分就业，主要看两个地方，一个是工厂，一个是工地，这两个地方可消化中国大多数就业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就业人口。如果工厂大面积倒闭，工地大面积歇业，几条主要的就业渠道被堵塞，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西方人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个国家的贫富差距，0.4是警戒线，其下正常，其上危险，达到0.6，社会动荡的几率急剧上升。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向0.5关口迈进，贫富差距已经越过警戒线，全球都在密切关注。如何化解族群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在稳定和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正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

    “就业的问题比天大！”
    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
    蔡防
    中国的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是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结果，因此，理解就业的增长和结构变化机制是我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时期特殊的就业问题，也需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其本质。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国特殊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又赋予这个过程一系列中国特色。第一，在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创造就业机会，消除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这一点上，中国的现实与刘易斯理论模型是一致的。第二，中国的二元经济转换，同时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包括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机制配置的机制转变。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这个同一过程又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通过扩大对外开放而实现的。
    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中国统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滞后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速度（Ravallion，Chen，1999）。实际上，目前的统计恰恰反映了中国特殊的体制转轨的特点。如果不以这种转轨的眼光来认识和分析统计数据，不从中国改革发展逻辑出发来驾驭统计数据，常常看到的关于劳动就业统计的现象是：数据不甚充分，且分别发表在不同的统计出版物上面，常常还缺乏一致性，对数字的直接阅读通常难以帮助我们形成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准确概念，有时还会导致许多人形成关于城乡就业形势的不正确或者过时的认识，妨碍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从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本文通过对现有统计数据的梳理和解读，结合其他调查信息，尝试勾勒出关于劳动力市场现状和变化趋势的基本画面，作出劳动力供求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揭示政策含义。
    本文的其他部分组织如下：第一部分为了解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提供一个宏观背景，概要地描述就业制度改革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按照改革的逻辑顺序，第二部分介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情况。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第三部分讨论城镇就业总量和结构变化，分析劳动力市场如何在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得以发育，城镇就业扩大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当前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状况。第四部分预测劳动力供求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揭示关于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化所具有的政策含义。
    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
    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是在没有一个总体蓝图的情况下起步，以解决当时存在的紧迫问题和追求直接效果为出发点，分步骤进行的。尽管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特点始终存在，主要表现在对多数改革任务来说，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改革次序也不是有意识确定的。然而，由于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体制的每个环节需要统一配套运作并互相适应，又由于中国改革推进方式所具有的自发性，因此，改革进程并不是随机的和任意的，仍然呈现出一定的逻辑性（Lineta1．，2003）。
    中国的改革通常被表征为一个渐进的和增量式的过程。人们常常观察到某些领域的改革滞后于另一些领域的改革。例如，包括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发育之内的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就被认为是一个改革相对滞后的领域（Lardy，1994：8～14）。但是，一个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存在着改革推进过程中如此重要组成部分的滞后，从而导致体制内部的不协调，为什么改革的整体效果仍然如此显而易见，并且表现为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和居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呢？实际上，深入考察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逻辑，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体上表现为只涉及增量变化的循序渐进特点的同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也交织着涉及存量变化的相对激进的改革。改革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步骤，取决于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适应性的需要和社会承受力。就业制度的改革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就是这样一个整体上（byandlarge）保持着稳健、渐进的推进节奏，在一些特定时期也发生了相对激进改革的事件。从一个改革整体和相对长的时间，结合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真实情况看，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在改革中并不处于滞后地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由三个基本成分构成。第一，城市排他性的全面就业制度。为了在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序安排就业和岗位。在吸收就业的机会中，国有部门是主要的渠道，辅之以城市集体经济部门。而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虞。第二，分割城乡劳动力配置，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缺失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像发展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三，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在户籍制度之外，进一步有效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问的流动。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是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抑制了激励机制，形成城乡之问的巨大收入差距（Yangeta1．，2003）。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20世纪70年代末从农村开始的，主要从实行农业家庭承包制起步。一旦这种改革对于农业生产产生巨大激励效果后（Lin，1992），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剩余，便开始了重新配置的过程。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依次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转移，使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得到了调整。第二步是在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步便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是劳动力实现转移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逐步解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个解除制度约束的进程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制度调整。第一，进入21世纪，以小城镇为突破口，城市政府自主决策进行了各种户籍制度改革的尝试。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特点是“最低条件，全面放开”。在全国两万多小城镇，入户的基本条件降低到只需“在城镇有稳定的牛活来源和合法住所”。中等城市以及一些大城市改革的特点是“取消限额，条件准入”。其做法是放宽申请条件，大幅度降低在城市落户的门槛。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改革没有什么进展，特点是“筑高门槛，开大城门”。第二，城市就业、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以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都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且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城市经济的改革特点不仅表现在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还表现在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竞争上面。这些新兴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分别通过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跳槽”职工得到满足。非国有经济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乃至在整体效率上的竞争，是国有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力即制度需求。一方面，国有企业用工自主权被包括在一系列扩大自主权的内容之中，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了国有企业固定工制度的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受到威胁。然而，这个时期非公有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还不足以吸纳和重新配置公有制企业释放出的冗员，所以，当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并不积极使用自己拥有的用工自主权，把富余职工推向市场。真正打破“铁饭碗”、劳动力资源更多地由市场配置，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劳动力市场遭遇到冲击之后。当时，受到宏观经济衰退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国有企业经营处于大范围亏损的状态，被迫进行了旨在减员增效的就业制度改革，形成大规模的职工下岗和失业。下岗职工和失业者实现再就业以及整体就业规模的扩大，除了政府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产生一定的扶助效果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非公有经济的扩大和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
    在预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可能性时，很多观察者都把庞大的人口规模从而产生的就业压力，作为头一位的挑战。然而，中国的实践却表明，第一，恰恰是由于改革时期与计划生育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的人口转变过程相重合，形成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通过改革在城乡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Cai，Wang，2005）；第二，对外开放为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创造就业岗位提供了更多机会；第三，在中国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改革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利于就业扩大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以渐进的方式得以清除，最终推进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法治成就大国
——《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
“就业的问题比天大！”
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
农民“就业状态”：中国改革发展成败的决定性力量
我国失业治理对策中的悖论及反思
中国城市青年就业形态的变化趋势
中国青年失业趋势预测
青年失业与人生转型
“保护伞，保护谁？”
从制度设计上促进福利接受者再就业
——对我国城市低保相关制度的反思和建议
我国城市就业制度对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我国残疾人就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快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挑战与对策
“笼子里的老虎”该不该放出来？
全球化、经济转型与中国收入分配优化的政策选择
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
收入分配改革的落脚点与切入点
揪心的“基尼系数”
区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
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趋固化问题
社会群体的收入差异：两极分化还是多层分化
——观察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的另一视角
我国收入差距分析及对策
收入差距缩小的条件
——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经验
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
授人以鱼？授人以渔？
长期贫困为什么难以消除
——来自扶贫重点县教育发展的证据
反贫困与公共治理
城镇贫困的因素分析及反贫困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脆弱性贫困再解构及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