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顾与反思
赵旭东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
一、引言
中国近30年的乡村研究笼罩在了一种“问题解决”的思考范式之下而不能自拔，这样做的前提是把乡村笼统地界定为一个问题的乡村，这样的做法无疑沿袭了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展开的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思维模式，以现代城市的眼光去向下看传统的乡村，并在乡村与城市的连线上寻找农村问题的解决路径。
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的问题即刻转变成了如何去接近城市的问题。与此同时，大规模村民自治的展开迎合了城市对于公民权利追求的那种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诉求，而与之相应的是，村落政治研究寻求的是如何在本土资源的层次上为这种舶来的与想象中的民主政治在乡村这块土地上找到可持续生长的发展空间，乡村生活方式的描述成为“中国特殊论”的一种借口，过多的事件过程的分析强化了乡村成为一个有问题空间的社会记忆的强度。
跟毛泽东早年的调查所不同甚至相反的是，在面对乡村无法彻底实现西方观念下的民主与自治的实践困境之下，另一派的研究者重新开始抓住宗族这根救命稻草，试图以此来做成一剂三明治式的良药来强化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而不管在今天宗族对于当地人的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
所有这些对乡村的改造和问题意识，在我看来都是观察者带着强有力的外来者的观念和想象在把他们所关怀的乡村界定成为一个成为问题的地方。但是，乡村之所以成为问题，也许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的一种折射。显然，这些并非专业的也不以理解和宽容为怀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者，他们也没有将自己的事业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文明的碰撞”上，而是目光向下只看到了在他们看来成问题的乡村问题。在此意义上，跟早期中国乡村研究的路径类似，中国乡村在这些研究者的眼界之中成为一种“西方的他者”，这不再是“自己看自己”的一种生活实践，而是从“遥远的他者”的视角反过来把近距离的自己看成他者的一种颠倒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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