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社会立法的体系建构
（一）复合角度：中国社会立法的必由之路
为了落实社会法保障和促进公民生存和发展条件与能力的着眼点，完成转变政府职能、上移社会立法重心的要求，必须选择适当的立法角度，继续建构和完善中国社会立法体系。在现代劳动法的立法工作中，立法角度的问题并不突出，对于成文法系国家来说，通常的选择都是以统一的劳动法典为纲，展开现代劳动契约法、集体劳动法、劳动基准法和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处理法，形成完整的现代劳动法体系，这也是我国的选择。然而，进入社会保障立法，情况就发生根本的变化：制定一部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典在技术上十分困难。一是社会保障的范围、水平、内容都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而不断变化，单一的立法很难预测并包容这些历时性差异；二是社会保障的具体工作有轻重缓急之分，有试点一推广的步骤，因此需要广泛采用单行立法和地方立法；三是社会保障法与其他部门法特别是行政法关系密切，如果试图涵括与社会保障相关的一切规范，就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与其他部门法的交叠，不仅容易发生法律冲突，而且不利于提高有限立法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中国今后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为主的社会立法，不可能走统一社会保障法典甚至社会福利法典的道路。
结合各国经验，中国需要根据社会立法着眼点的实现机制，设定社会立法的不同角度，由不同角度的立法形成自己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法律体系。社会立法的着眼点是保障和促进公民生存和发展权利、条件与能力，其实现机制可描述为：国家、社会组织和特定个人，从事社会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实现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权益。这一机制包含三个要素：主体、事业和权益，相应形成了中国社会立法的三个角度：主体立法、事业立法和权益立法。在我国现有立法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是典型的主体立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则基本可归人权益立法之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劳动法并不适宜划分上述三个角度，下文的讨论仅针对社会保障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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