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下乡"与依法行政》的意旨在于从行政体制和行政机制两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行政下乡"进行一种宏观的考察和检视，力图全面、客观地反映"行政下乡"的历史变迁过程，揭示乡村行政的未来走向或发展趋势。19世纪末，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行政下乡”的过程。从内容上分析，“行政下乡”一方面是国家行政组织体系向乡村社会的扩展或延伸；另一方面也是行政运行机制向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扩张。1949年以后现代中国成功建构的重要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建立了广泛覆盖农村社会的行政网络体系，而且还在于其将国家行政的运行机制强制性地嵌入乡村社会，使乡村社会治理纳入国家政治与行政运行体系。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乡村行政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国家、农村和农民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民党政府的政权下乡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在‘现代化’意识形态偏见影响之下，国家政权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其结果必然是，尽管乡村精英领导有与国家利益结为一体的雄心，但文化网络在国家范围内赋予乡村精英领导作用的能力却在丧失”。①<br>    在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诞生的人民公社制度，显然没有充分吸取民国政府的上述教训，反而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从制度层面分析，人民公社力图全面抛弃农村的传统权力资源，彻底摧毁乡村社会传统的治理结构和文化网络，构建一种与旧有传统毫无瓜葛的全新的乡村治理结构。“革命后中国乡村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以对乡村传统的全面否定为前提而举行的。乡村传统文化与权力结构被看成封建的、落后的东西而必须全面抛弃。于是传统的代表人物被打倒，传统组织被彻底改造或取缔，传统仪式被禁止，传统文化受到全面批判而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人们试图在把传统全面清除的空地上以新的组织、权力与文化来构建新的乡村社会。”②<br>    从长远和整体意义上说，公社体制抛弃、毁坏农村社会传统的内生性治理资源和权力的文化网络，必然导致其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高代价和低效率。一方面，抛开农村传统文化的进步与落后（反动）不谈，由各种传统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网络在农村根深蒂固，具有很强的张力和生命力。

    导论<br>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br>    二 既有研究成果概览<br>    三 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br>    第一章 新中国农村基层行政体制的历史变迁<br>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行政网络的<br>    建构(1949-1957)<br>    二 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br>    体制(1958-1983)<br>    三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行政体制(1983-)<br>    <br>    第二章 政治化乡村行政机制的生成与运作<br>    一 动员：行政机制的渗透<br>    二 任务：行政机制的介入<br>    三 命令：行政机制的扩张<br>    四 对政治化乡村行政机制的反思<br>    <br>    第三章 政治化乡村行政机制的困境与出路<br>    一 家庭承包经营对政治化行政机制的影响<br>    二 “撤社建乡”对政治化行政机制的影响<br>    三 村民自治对政治化行政机制的影响<br>    <br>    第四章 法治化乡村行政机制的国家建构<br>    一 前提：依法行政原则的确立<br>    二 基础：行政法制观念的培育<br>    三 依据：行政运行规则的制定<br>    四 保障：行政监督机制的建构<br>    <br>    第五章 乡村依法行政的现状考察<br>    一 乡村依法行政取得的初步成效<br>    二 乡村依法行政面临的深层矛盾<br>    三 继续推进乡村依法行政的建议<br>    结论<br>    参考文献<br>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