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信息制度论
一、信息制度论提出的背景
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而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歪曲和攻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面对激烈的制度认同之争，中国需要在保持制度绩效优势的同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
实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个领域中，建立政治制度话语优势的任务尤为艰巨。一方面，部分困惑青年认为中国政治制度还有完善空间，离话语优势建立还有距离；另一方面，西方在政治领域长期拥有话语霸权，并在遏制腐败等中国还存在局部问题的领域成绩不俗。在政治领域建立话语优势相当于打一场以弱胜强的“赤壁之战”。这场思想战争已无法拖延，因为缺乏话语优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干扰稳定。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终极目标的“中国式民主”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创举，没有现成的榜样。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西方式民主”，如果我们无法建立自己的话语优势，无法使部分存在困惑的青年从内心深处认同以中国式民主为目标的改革，那么一旦以执政党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全面深化，任何局部挫折都不排除产生社会动荡的可能。当我们仍沉浸在经济转型“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喜悦中，并开始稳健推进执政党能力建设“摸着石头过第二条河”时，我们不应忘记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条河有比较清晰的对岸，即市场经济，而第二条河的对岸缺乏现成的参照物，或者说部分青年与改革者心中的河对岸可能大相径庭。改革成败自古都由民心向背决定。再简单的改革如果民心不齐，一点挫折都可能葬送整个进程；再艰难的改革只要万众一心，无论出现多么凶险的突发事件，无论出现多么严峻的社会危机，无论出现多么不利的国际局势，中国都不会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
其次是容易让执政党能力建设演变成“西方式民主”的渐进改革。西方式民主虽然在发展中国家“溃不成军”，但并没有丧失话语优势。少数所谓“精英分子”内心深处笃定最终只有西方式民主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保持国家长期稳定，并由此产生“直选”情结——凡是以扩大直接选举为内容的制度创新就拍手称道，并要求不断加大力度。以基层村委会主任直选为例。一些专家认为单纯依靠直选并不能实现抑制腐败、选出德才兼备干部的初衷，甚至会在局部加剧贿选、形成干部“老好好、不讲原则”的处事导向和“拉小圈子”的派系倾向。但是受西方话语优势干扰，一些同志内心深处也认为即使直选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现阶段行不通，也只能硬着头皮推进，以免被扣上“不够民主”的帽子。然而，如果带来负面问题的直选比重不断扩大，层级不断提高，问题不断恶化，改革进程就有可能失控。
再次是容易让执政党能力建设因小失大，错失时机。话语劣势意味着在实践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些消耗大量改革资源的制度创新可能没有触及行政体制中亟待解决的核心矛盾，反而耽误掉处理其他矛盾的黄金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有关报道中提出的深化制度改革举措，例如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提高透明度等虽然很好，但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究竟哪些改革举措触及核心矛盾、哪些举措必须马上实施、哪些可以缓行、举措与举措之间如何配合等都是未知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调整。而在漫长的改革进程中，诸如局部腐败现象、大学生就业困难、环境恶化、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问题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在通过改革逐渐解决问题和问题来不及解决最终葬送改革的激烈博弈中，改革不能输，而话语劣势让我们心有忧虑。
最后是容易使执政党能力建设后继乏力，腹背受敌。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才进入攻坚阶段，而执政党能力建设更是任重道远。今天的“70后”、“80后”青年亲身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容易认同中国式民主的发展方向。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国青年从小面临全球化的冲击，对包括西方式民主在内的西方文化耳濡目染。如果无法使部分困惑青年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很难想象对西方价值观抱有天然好感的这些青年会主动选择中国式民主。站在国际社会高度，中国式民主即使在实践中继续取得卓越成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会继续借助由西方诠释的“民主价值同盟”全面向他们认为“不民主”的中国施压。引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黄平的话：“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看起来只是关于话语优势的用词问题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核心软实力，关系到兴衰大计和统一大业。
在部分存在困惑青年心中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首先要对制度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要弄明白什么是好的制度，才谈得上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好不好。这样我们就需要一套系统、客观、经得起检验和反证的制度理论，推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好。在本书中，作者将借助相对浅显易懂的信息制度论帮助上述青年在内心深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
二、什么是信息制度论
信息制度论的灵感来源于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制度设计非但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反而使问题更趋严重？作者以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规定的“推荐票”制度为例，以分析解释这一制度可能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的原因为切人点，归纳建立信息制度论。
（一）实例
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拔使用中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从1983年开始逐步扩大考察范围，并让部分干部群众参与推荐。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使推荐过程规范化、制度化，既扩大了党内民主，又坚持了党管干部原则。传统委任制中，上级党委直接提名拟考察人选，然后在组织部门考察基础上由上级党委集体讨论任命。推荐票制度与之主要区别在于干部提名权。以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级为例，在一定范围内参加人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荐出两倍于实际需要的人选，上级党委从推荐出的人选中确定拟考核人选。在一般情况下，得票相对较高的干部获得提名。
推荐票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体现“群众公认”，使在群众中威信较高、品德和能力得到公认的干部最终被推荐上来。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些德才并不突出的干部，却通过拉票甚至贿选获得较高票数，并得到上级提名的现象。
（二）文献
推荐票制度为什么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用政治学语言讲，制度绩效为什么不理想？关于制度绩效有两大理论适用于分析推荐票制度。外部绩效理论强调制度外部环境特征对制度绩效的影响，如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稳定等。内在绩效理论则着眼于领导者的价值观与谋略和制度内部结构等制度自身特征与建立方式来解释制度绩效。相对而言，内在绩效理论更适合推荐票这种目标明确的制度，它的理论框架包括平衡民主理论、责任承担理论、制度设计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委托一代理理论等，其中委托一代理理论与推荐票制度的内涵不谋而合。在推荐票制度中，假设上级领导为委托人，下级拟提拔干部为代理人，上级领导和下级拟提拔干部之间存在一些利益分歧（上级领导希望下级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而有些干部还要追求个人利益）和信息不对称（下级拟提拔干部拥有上级领导不知道的信息，例如暗中拉票和修改统计数据），本段开头的命题就转化为上级为什么有时候没能利用推荐票制度选拔出优秀干部，实现设计初衷。
根据委托一代理理论，利益分歧和信息不对称是制度绩效不理想的两大原因。推荐票制度就是专门为了消除我们假设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分歧而设计的机制，符合“激励相容”——推荐票制度把下级干部努力工作实现的人民利益（上级领导要求）通过推荐票（群众认可）和干部个人提拔（下级干部愿望）直接挂钩，下级干部只有先实现上级领导要求才能实现个人愿望。在消除利益分歧的前提下，信息不对称就成为解释推荐票制度没有完全实现设计初衷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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