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模型的挑战来自以下两大方面:首先是模型的结构本身,其次是模型中的动力因素。
从模型的结构来说,中国发展模型面临的主要挑战恰恰来自这个模型的优势所在,即它的循环性。循环性反映了现实的过程,使决策者可以着眼于战略性问题,集中物力财力,解决国计民生的当务之急问题。但是,循环式模型造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相互依赖体系。这类体系对系统性风险相当敏感,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会迅速传染到另一个环节。以上讨论过的中国发展模型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政府经济绩效基础之上即是一例:经济绩效往往取决于市场状况,而市场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周期性和不可预测性;将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绩效的基础上,无异于将国家的政治秩序置于某种系统性商业或经济风险的影响之下。作为权益之计未尝不可,作为战略方向,则大有商榷的必要。
在现代政治学说中,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一个主要基础。在如何取得和保持合法性上,多党制和一党制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别。多党制中,某一党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可以直接来自于两党或数党之间的竞争机制。也就是说,多党制中的一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政治体制本身。与之不同,一党制由于缺乏政党间的竞争机制,所以难以长期将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相应的政治体制基础上。它的合法性往往主要来自于政治过程之外:比如依赖于文化或意识形态基础,或者凭借治理的绩效。在中国,政治稳定自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密切相关。由于历史和环境条件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基础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从文革中的意识形态转到了经济和社会绩效,它们分别取决于中国发展模型的另外两根柱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稳定的合法性动力自文革结束以来基本上是外生性的;是来自于政治体制外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通过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直接贡献于中国的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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