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破冰的大航船
一、改革在艰难中起步
群众开始呼唤邓小平的复出——他在主政期间的“全面整顿”曾使“文革”末期的中国社会精神为之一振。
作为在世界享有盛誉的政治家、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本人三落三起的政治经历，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他在1933年的江西中央苏区，被“左”倾领导人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罗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因抵制当时中央的“左”倾路线而被指为犯右倾错误）。邓小平被撤销党内职务，给予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同时遭受政治打击的还有毛泽东、谢唯俊、古柏三人，连同邓小平一起，被称为“邓、毛、谢、古”。①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邓小平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文革”开始后，邓小平很快成了“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第一号当权派”刘少奇一起消失在政治舞台上。从l969年10月20日到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与继母、妻子卓琳和儿女、孙辈们在江西省新建县接受劳动改造。l973年3月10日，随着Ⅸ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传达，邓小平第二次在被打倒后复出。
从第二次复出到第三次被打倒的三年多时间里，邓小平一方面坚决地与“四人帮”为害国家的行为进行斗争，一方面有力地协助周恩来进行经济建设，一度促成了“文革”期间少有的各方面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在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身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负责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时，他开始了“全面整顿”。
翻开《邓小平文选》，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共有九次特别重要的讲话，涉及国家的各个方面。“全面整顿”的重点，是搞好经济建设，把“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梳理干净。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获得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要获得这个环境，首先要打击“派性”。
对于经济建设来说，“派性”就是导致发展环境最不安定的因素了，因此邓小平的“整顿”拳头，首先重重地打击了“派性”。在“全面整顿”期间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无一例外地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对“派性”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①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比如在工业方面，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这个文件后来被称为“工业二十条”，主要内容是整顿企业警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等。在教育方面，邓小平对“文革”中全面否定“十七年”（1949～1966）的教育成果，对知识分子全盘否定的“既定方针”提出了质疑。此外，代表科技界的中国科学院，也开始了科学研究秩序的整顿工作。
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全面整顿”，提出了许多与“文革”主流思想不同的意见和方法，终于在一次对“文革”如何评价的争执过后，1975年11月，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邓小平长达9个月的“全面整顿”中断了。
事实上，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等老革命家已经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到了l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所有职务，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时距“四人帮”被粉碎已有9个月，距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1年零3个月。邓小平奇迹般地第三次复出时，他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但他正是在这之后的20年中，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幕即将拉开。
1978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随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届相当特别的会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会议的意义之深远，并不亚于在19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名称是“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令人相当意外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另一个论断则更加著名，即“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知识分子一直因为“天然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被排除于工人阶级之外，他们对于生产力发展的贡献，不大容易为参与实际生产环节的人们所接受。到了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更加一落千丈，将“臭老九”的帽子顶了相当长的时间。早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已有一部小说在社会上偷偷地流行着，因为不能出版，只能凭借阅读者的热情，用手抄的形式传播于群众之间。因为抄本流行过广，连作者本人都不得不几易其稿，先后改了多次书名。这部小说流传最广的名字，是一名读者起的——《第二次握手》。小说的主角即是一群有志报效祖国，却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优秀科研工作者。作者本人在1976年被捕入狱，据说作者被捕之前，姚文元曾专门看过这部作品，指出它“很坏”，其目的是要“夺权”。在“文革”结束之后，随着要求提升知识分子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正名”成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社会也开始慢慢学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此时《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印数达到了400多万册，这个数字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奇迹。这部艺术成就并不高的作品，因为按对了时代的脉搏，成为了知识分子喷薄而出的热情的最佳寄托。
“全国科学大会”开始尝试改变一种持续了多年的观念，这种观念让国家封闭，成为名副其实的“夜郎大国”。面对西方世界在经济、科技上的迅猛发展，直到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中国人还习惯用“腐朽”、“没落”这样的形容词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冲击。在1978年，美国电影导演乔治·卢卡斯拍摄了《星球大战》。当美国人对他们的科技自信到可以挑战宇宙时，新闻界对这部充满了生气和冒险精神的经典科幻电影，做出了完全负面的评价，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电影走向穷途末路的开端，因为他们只能用刺激眼球的效果和荒诞不经的想象拉拢观众，美国人民不久就会将这种即将死亡的资本主义艺术完全抛弃。
一度被压制的科技由于这次会议显得格外重要起来。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相对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在很多方面远远落后。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错过了一段发展的黄金时间，因此要在已经落后的情况下发力追赶。这次会议一下子确定了l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相当宏大的远景计划，计划的阶段性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也许是因为突然意识到自身的落后，人们放手追赶的心情实在有些急迫，这个过分宏大的目标到后来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在当时的确燃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激情，人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感受着春天到来的气息，用紧张而激动的心情，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在10月10日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的讲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表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这篇讲话的题目为《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所有这些，都在这一年年末的会议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二、大幕拉开
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光芒如今已被在其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盖过。其实，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精神，基本上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论的延伸。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更显得富有战斗性。
那次会议共进行了36天。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十项决定，其中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杨尚昆等平反，十项决定中还包括撤销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设立的“中央专案组”。“文化大革命”到这个时候才开始被否定，它带来的一系列遗留问题，也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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