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边,为了要同一种在本质上具有奥古斯丁风格的模式相一致,而忽略了大量的今天被称为世界史的内容,博舒埃使自己非常容易受到伏尔泰的批判。博舒埃的《世界史》并没有提及中国和印度,这是文不符题的。尽管在精神层面,伏尔泰有缺憾,但是他在经验的层面、在常识的层面对博舒埃进行机智的批判,这毫无疑问具有了一种优势,这使人们注意到教义形式具有某些不足,而被假定为具有普世性的洞见正蕴含于这些教义形式之下。要迎击伏尔泰的批判就必须有一种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能把博舒埃在精神领域的洞见和伏尔泰的经验维度结合在一起。如本卷第三章所呈现的那样,在沃格林的论述过程中,维柯在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西方的整体政治在精神上和知识上瓦解成,由相互分裂的政治一宗教体系构成的集合体,在插入了一篇短小的章节时,沃格林对这一瓦解过程的重要征兆进行了简短的分析。沃格林把焦点特别集中在一系列新的习俗上,通过这些习俗,欧洲人表达了他们对其他欧洲民族特点的不屑。比如,对英国人来说,德国的精神是含混的,而法国的精神究其特点,是用逻辑取代常识;对于法国人来说,德国的精神缺乏文明内涵,而英国人则是机会主义者;对于德国人来说,法国人很肤浅,而英国人粗野。沃格林说,这些“令人不悦的特点”,其重要意义并不在于能准确描述一些民族特征,而是说明了一种能重新激发敬意的、精神上的地域观念,以及一种与日俱增的、相互之间的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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