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罗伯逊和吉登斯在全球化是否先于现代性发生这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同样强调现代性重构全球社会空间的关键作用。吉登斯说，“全球化可以说是对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社会关系将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于是局部事件受到很远地区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任何地方的变化都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就像是横向扩展了空间和空间社会联系”。（1）全球化理论可以说是在世界性社会空间发生了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理论。其实，在80年代出现全球化理论之前，不少现代化理论就已经涉及了一些全球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四种理论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思考（2），它们分别是现代性理论的世界潮流说、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国际联系说和跨国共同大众文化说。
世界潮流说把现代化看成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潮流，在这一潮流中所有的社会都将因某些普遍性的机制变化（如发展经济、保障安全、理性选择、民主和法制等等）而朝同一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社会进化发展观，它的主要代表之一莱维（M．Levy）就曾特别关心现代性如何在国际不同社会间形成一致关系的问题。他强调，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首先要看其工业化的能力。而且，现代性社会也必须具备某些现代社会结构特征，如专业分工、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以人的能力而非出身或地位为价值考量、集中决策、理性而非感情性的人际关系、普遍性传媒手段交换（如货币）、官僚分层管理制度，等等。莱维指出，不同的社会现代化有前有后，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在接触了其他现代性的社会之后，它的一些成员就会提出改革的要求，这种自我选择往往是出于羡慕现代“不同寻常的物质生产能力”。而且，现代性社会中往往会有某个特别值得羡慕和值得仿效的典型，例如，“美国社会……即为现代化最极致的例子”。（1）
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在联系世界各部分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论。（2）它认为，世界不同社会联合为一体，这与其说是出于所有社会的自我选择，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世界秩序的结果。资本主义体制使得物质生产控制者握有很大的社会权力，这些人然后再通过权力将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别的社会，不断在世界范围中扩展其势力。单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说往往包括某种对世界中心／边缘的二分看法。20世纪60年代，世界被分成“发达”和“不发达”国家；70年代演化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分，80年代又成为“较发达”和“较不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中国，这类二分说更是常常变成更为简单激烈的东方／西方、中／西、或甚至中／美对立说。
国际联系说起源于政治科学中的一些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它关心的是国与国之间形成的世界性关系网。它的主要特征是将国际世界看成一种不断变化的非稳定关系。如果说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强调的是强制，那么国际关系说强调的则是偶然性。这在伯顿（J．Bunon）关于落袋台球游戏的比喻中有最生动的说明。世界各国就好比是分量和颜色不同的台球，在时间变化过程中，也就是台球在桌面上滚动时，它们相互碰撞接触。每个球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来自打球者，即各国的政要），但这种自主性却因其他球（其他国家）的位置和滚动而受到限制。把这个比喻再引申一点，白球也就成了超级大国。历史过程中的国际关系变了又变，各个历史阶段的国际关系都有它自己的特征。至于现代国际关系，它所包括的不仅是政治关系，而且还是经济和文化关系。经济和文化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还越来越不受政治关系的管制。尽管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壁垒仍然森严，但经济、文化联系却在不断加强。（1）
跨国共同大众文化说把现代传媒文化看成是联系世界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一联系的力量，它强调的不是理性选择、经济强制或者历史偶然，而是文化感染。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它的传媒方式，而不是内容。传媒指的是帮助扩散意义的任何方式或技术，因此既包括交际技术，也包括交通手段（流动的人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不断发展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人类能不断改变交际方式，不断扩展交往范围。人类先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话语面对面直接交际，或者靠车轮在有限地区范围内行走。后来有了文字和印刷，虽然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较大的范围，但书写和阅读却是一种孤独的个体行为。现代电子传媒却与之不同，它帮助恢复了直接的群体交际，但在时空上却又不受其先前的限制。现代性的大众即刻交际和快速交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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