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劳尼斯娄·马林诺夫斯基，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1910年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27年成为该院社会人类学首席教授，1939年出任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
　　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功能主义文化论，二是田野民族志方法。前者曾一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后者则一直主导着当代人类学的走向。1922年他出版了成名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此后陆续发表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民族志作品，晚年则注意文化变迁和文化理论的研究。
　　译者简介：
　　张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硕士，在《西北民族研究》、《中国人类学评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若干述评、书评和访谈。参与翻译马歇尔·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ane Age Economics）。

　　《自由与文明》是马林诺夫斯基的遗著，写于1944年，后由其遗孀于1947年整理出版。事隔半个多世纪，马氏的这部经典著作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二战”战火纷飞，马林诺夫斯基以其丰富的人类学知识和深厚的人生积淀，试图在这场世界危机中挽救文明的沦陷。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理论阐述，层层深入地剖析自由与文明的共生关系。自由出现于具有一定整合度和规模性的部落，繁荣于工业文明社会，却遭受现代文明的威胁。后一部分是政治诉求，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和世界联盟，以对抗极权主义。《自由与文明》虽非马氏的巅峰之作，却可称为其“盖棺之作”，言辞激昂，思想深邃，融汇了马林诺夫斯基一生漂泊的洞察。
　　★ 功能学派始祖马林诺夫斯基的“盖棺之作”，融汇了其一生漂泊的洞察。《自由与文明》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自由与文明》可称为其“盖棺之作”，其中隐现着《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的经验事实和《科学的文化理论》中的理论思索，极好地体现了他深厚的人生积淀和人文思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纷飞的战火下，马林诺夫斯基用尽其人生积淀，试图挽救文明的沦陷。
　　★ 厘清语义含混的“自由”的定义，清晰明了。“自由”一词，被应用于各种场合，甚至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马林诺夫斯基在开始这个宏大的论题之前，对前人的“自由”概念进行梳理，破中有立，给予“自由”一个马氏的定义，独特而富有创见。马林诺夫斯基回答：自由在文化中，自由不是上帝的施舍，而是文化的赠与。
　　★ 剖析自由与文明的共生关系，层层深入，见解深刻。文明出现于具有一定整合度和规模性的部落，繁荣于工业文明社会，却遭受现代文明的威胁。“今天的人类成为全球霸主也沦为自己创造的机械和愚蠢的奴隶。”现代文明发展，如何避免自由的毁灭？马氏的论述发人深省。
　　★ 言辞激情四溢，全面剖析极权主义之弊病。面对纳粹对青年人的蛊惑和欺骗，马林诺夫斯基深感忧虑。现代战争毁弃文明，纳粹战争首先是一场文化战争，其次才是一场暴力战争。从自由与文化的角度，马氏对极权主义、纳粹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 探寻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寻求文化驯服暴力的手段：民主制度。马氏认为，民主制度是实践中的自由，是对抗极权主义的法宝。文化与政治的合谋会带来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奴役，而文化与政治的联姻则会带来精神与肉体的双向强大。文化既能产生暴力也能驯服暴力，民主制度正是文化驯服暴力的手段。

　　第一部分　政治序幕
　　对自由的本质及其与人类本质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质疑，对于处在战争状态中的民主国家来说尚未过时。我们正陷入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为了对抗对于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我们为自由而战。然而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由是什么，珍惜其价值并觉悟到自由才是我们文明生活的基石？我们被许多宏伟的口号所包围，这些口号中有一些是真实的、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这是“一场自由人对抗奴隶制的战争”；我们听说“这是一场自由之战”；我们被正式告知这场战争将坚定而永久地实现“四种自由”。
　　然而口号背后的热情并不总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真实。我们仍然经常发现一种消极的态度，认为战争不得不打、不能不胜只是因为国家受到了攻击。有些人甚至正在寻找一种“新秩序”来配合希特勒。很多人并没有醒悟到，未来新浪潮（New Wave of the Future）的说法除了表现出亲纳粹的态度之外，毫无用处。在我们民主国家不充分的备战中，已经丧失了精神动员的可能性。这种不充分的备战是自然的，因为民主是对战争与备战的否定。极权主义战争否定了民主制度所认为是对的、真的和有价值的一切。
　　必须考察我们的旧秩序宪章，看它是否真的不能提供给我们像荒谬而短命的纳粹教条所提供的那种稳定而有力的信念和信仰。在民主制度中，我们依靠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真理与信仰生存。我们坚守某些价值信念，依靠这些价值信念发展文化，并将其推进到现在所拥有的水平。在这些价值信念中，自由同样需要服从于被整个社会所尊重的契约与律法。在所有试图发现新的知识准则、新的装置设备、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努力中，无论是原始人还是处于进步中的人，其自由都会被秩序、动力和成就所限制。这是一种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旧秩序，一种我们在民主制度中仍然坚持的生活方式。在此秩序中，和平及其永恒存在的基础总是与进化过程中及历史上真正的高生产效率阶段相联系。在此秩序中，个体与群体的分野并未表现为冲突，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敌对关系，而是给予与接受的互补关系。在此秩序中，对规范、法律及道德准则的遵守并不意味着束缚，而意味着理性利益计算和自我表达能力。
　　在这个充斥诡辩术与相对论的年代，人类学家的责任是重新表述与确认在文化的维持与推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与原则。这种原则必须被整合人作为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意志基础的集体信念中——在与敌人第五纵队的诡计的对抗中，这种信念使我们充满永不低落的警醒。自由、正义和民主的信念为健康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环境，一定会变成和平的一部分，赢得这些信念和赢得战争一样重要。这种和平一定要为我们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提供永久的保证，在这些价值中，自由是最无价的。
　　1941年12月7日，发生了一件迫使美国参战的事情——意料之外、背信弃义、长期谋划并且准备精良的珍珠港偷袭，以及同时发生的对马来西亚半岛、菲律宾和香港的袭击。正如罗斯福总统指出的，这将成为日本和轴心国同盟的耻辱。果然，这一天使进攻者与被攻击者、勤恳生活着和工作着以获得和平的国家，以及蓄意发动战争并背负战争罪孽的国家之间的区别清晰浮现。
　　这一天同样标志着美国、英国和尼德兰的悲剧，这个悲剧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结论和有用的教训。包含在“铭记珍珠港”的口号中的首要教训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一课意味着除非我们为战后的和平作好充分准备，除非这准备充足到使未来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否则我们将要面临世界大战；也就是说，我们将被迫在全球范围内废止民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记录在案的事件深刻影响着目前分析的主题。
　　在当今这个机械化带来极端高效的世界中，充分备战则战无不胜。让我们面对事实吧。在珍珠港、马尼拉、香港及新加坡周边，我们发现世界上最强的四股力量面对着一个相对弱小、资源贫乏且经济落后的国家。然而这个国家能够在每次战斗的第一回合全面击败最强劲的对手。中国、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拥有超过十亿的人民，占据世界分之三的经济资源，并且享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工业出口量。而日本只有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力；如果考虑到可以动用的财富以及技术与经济的效力，日本是不适宜进行持久战的。正因为当前的战争是一场闪电战，只有备战、偷袭、先发制人和背信弃义才能得胜，而且也正在得胜。 我们所谓的背信弃义，在进攻者的概念里，即选择目标、确定战场，然后给予致命一击，而同时在意志上削弱对手，用安全承诺哄骗对手。在任何正派正规的民主制度标准下，这都是一种臭名昭著的行径，违背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契约、誓言和法律的有效性。但是，一旦现代战争的原则被承认——军事备战的自由；阴险的政治宣传以及组建第五纵队的自由；所谓的力量均衡，即国际无政府主义——对于认同这样的世界的人来说，日本赢得战争的手段显然只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谋略和有效的战术。所有这一切也同样适用于德国和意大利自战争开始以来的一举一动。
　　因此，如果在下一次的和平期，胜利的民主国家再次置全球混乱于不顾，导致疯狂备战，这些民主主义者自身将会面临或备战或死亡的选择。我们可以再做一次绝对孤立主义（suPerisolationism）实验。大不列颠可以再次尝试相信有海峡这个天然屏障的存在，靠建立毫无用处的马其诺防线支撑目己的信念。美利坚合众国，或多或少怀有将大西洋和太平洋作为屏障的幻想，会再次退回到防守性的孤立政策中。在下一次战争中，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会在更新、更大、更好的闪电战的第一回合中就被孤立、被攻击、被毁灭、被奴役。
　　比较一下1941年和1914年的事件就足以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每个国家，尤其是强大的、和平的、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备战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很显然，只有在国内充分且完全地采用极权主义体系才能作到最好的战争准备。任何一个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财力和精神资源的国家都不可能作好准备。充分备战意味着对于人、躯体、灵魂、心智、意识、信念进行充分、坚决、全心全意的战争训练。这意味着彻头彻尾发展为充满攻击性、野蛮而粗鲁，并且对法律、契约、责任极端蔑视的民族。
　　因此，除非我们确立在国际事务中对于自由、法律、诚实的基本保证，拒绝接受将战争作为唯一的国际政治工具这个原则，否则我们将处于一个真正毁灭性的选择的十字路口。民主国家将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在敌人之剑下惨死，或者在磨刀备战中衰竭。作为民主国家的臣民，作为自由的人民，作为高贵的公民，不得不在备战时签下敢死状。
　　这里，仍然有第三条路，这条路通向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通向一个注定永久和平的共产联邦（Commonwealth of United Nations）。以威尔逊（Wilson）的蓝图为代表、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联合国的构想并非乌托邦。这是一个可行的构想，这只不过意味着在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整合的、相互依赖的整体世界中建立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在以下有关自由的分析中，我们将会发现这个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现实，必须考虑到生存于同一套法律和秩序体系之下的整体社会。我们将会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由首先出现在部落规模的群体中。通过战争、历史变迁、侵略以及文化融合，自由在一个社会中出现，并在其中或增加或减少，诸如此类的社会单元逐渐扩张。我们将会发现，政治组织，也即一个集立法、司法、行政和军事于一身的中央体系，必然随着真正的共同利益的变化而被调整。
　　在人类发展的当前阶段，作为整体的世界被共同利益结成网络，被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依赖、被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联结起来。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战争中是政治性的，因为国际纠纷不可能是局部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同样是经济性的，因为原材料及工业制成品需要一个大型的世界市场，否则我们将永远处于经济战的炼狱之中，导致失业、大萧条和全球性危机。在健康与技术、科学与犯罪这些事情上，全球同样是相互依赖的。疾病传播跨国犯罪、全球精神堕落和谣言四散都是世界性的。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必须避免“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民主国家间开战，那么一定是为战争的终结、人性的重建以及那些被改良过的、美妙的、威尔逊式的原则而战。
　　老式的威尔逊式的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并非普适性的，没有真正的立法能力，没有力量来强化其决定。新联盟在国际关系中必须有充分的立法能力，并且其法律与行政决定必须被强力执行。此联盟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备战和有效消解国际的敌对状态。它还将管理一切需要中央控制体系才能解决的国际利益纷争。新联盟首先通过一个有弹性的立法机制在政治、经济和道德上进行战争制衡，这个立法机制建立在商议与自由讨论之上，由此达成自愿协定，从而和平解决制衡问题。
　　一个世界规模的政治组织需要每一个成员国作出意义深远的牺牲，当然，这种牺牲不会像世界秩序的敌人所宣称的那么大。核心问题在于，要分析两个问题：如果我们踏上和平之路，那么我们须付出什么代价；如果我们在和平的谈判桌前确立一项注定会引发新一轮战争的协议，那么我们将会输掉什么。在分析中，此计划中所包含的一些原则将要被论及。所有主要的文化危机都产生于危及自由、民主以及对幸福的追求之际。如果国际事务秩序中的自由不能够被保证，那么就目前的技术效力和控制手段、暴力段及破坏手段的发展水平而言，国内生活将永无自由。只有通过国际重组我们才能阻止战争，才能将自由置于一个稳妥的基础之上，才能避免试图将极权主义手段引入我们国家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体制之中的一切诱惑、一切判断及一切可能。
　　联系到我们的口号“铭记珍珠港事件”，还有一两点需要阐明。在战争中我们团结起来，直至战争胜利。然而，一旦考虑到战事结束之后的诸多事宜，这样一种功利性的表面团结很可能掩盖了大量的意见分歧、情绪抵触以及目标不合。一个国家遭受攻击，所有人都认为它应该防守。但是一旦问及“我们为何而战？”“我们所渴望的新世界秩序又是什么？”——答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清楚一致。我认为，表面一致而内心却充满着意见、理想和目标上的分歧，是最危险的。

总序
致谢
前言
第一部分　政治序幕
旧秩序的考察——生产性历史阶段中的和平——不可或缺的价值与原则——珍珠港事件的教训，“有备之战，战无不胜”——未来的隔离意味着民主的死亡——国际法则与基本秩序的建立——世界性组织——全面备战意味着极权主义——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建立新联盟（New League）的条件——战争暴力导致国内暴动——废除战争——对于民主的威胁——反面意见必须表达——战争、极权主义与自由水火不容。
第二部分　科学剖析下的自由
第一章　我们为何而战？
科学地澄清自由、民主、文化是必要的——价值判断，最终决断——自由取决于对集体暴力的消除——要付出的代价——自由，当今的关键因素——文化过程的特性——有组织的工具性行动的特征——行动的三个阶段——自由的定义——自由的决定性条件——自由意味着权力（power）——对于合法使用力或者滥用权力的依赖——文化随着自由的比重不同而出现差异——分支机构中的自由。
第二章  文化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自由
文化满足基本需求——文化推动人类从动物状态进化成人——文化是催生自由的首要因素——文化拓展控制范围——充分的文化自由满足了人类的生物性需求并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文化意味着服从于知识、技术以及合作规范——这些规范在所有的行动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类肌体再次适应人为创造的新环境——文化以制度为形式发挥功能——自由与束缚的区别——自由的主要情境——自由，文化过程的特征——平衡（balance）与关系（relation）的概念。
第三部分　自由的含义
第三章　语义混沌中的自由
作为启发与理想典范的自由——意义的混乱——无拘无束的自由——有律法约束的自由——自由中的权力因素——精神自由——源于身体的自由——自由意味着放弃生命——精神性逃避需要纪律——为自由而殉道使生命产生意义——巫术与圣迹中的自由——自由是文化意义上的并且是不可分割的。
第四章  多重意义的分析
借助图式以考察意义——清除虚假的用法——图表——存在于文化过程中的自由——信仰自由——对自由的核.心的分析——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与克己自律者自由之间的矛盾——文化中的自由及其对立面。
第五章　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概念
对于各种自由概念的分析——主观自由（博厄斯）——自由的直观意义（麦基弗）——无法界定的自由（w.汉密尔顿）——个体自由（J.B.S.霍尔丹）——自由的消极特质（H.M.卡伦）——没有束缚的自由（D.福斯迪斯特）。
第六章　主观经验中的自由
心理上与情感上对自由的迎合——孩童的自由意味对规则的接受——对于祛除束缚的普遍渴望——成功的行动并不排斥干预行为——欲望受阻时干预行为被视为束缚——只有自由被威胁时才能意识到自由的存在——艺术与诗人的自由——情感经验中的自由——对于主观自由的分析——语言学机制的支持——对隐喻用法的情感抵制。
第七章　语义学上的自由
精确定义的必要性——对各种语言学用法的摒弃——白日梦、魔术与神秘主义中的自由——批判主义摘——主观谬误——行为中的情感状态表达——胡思乱想是目标形成的基础——心理过程表现为外显行为后才对其进行文化分析——语义学谬误——无限选择的缺陷——有关个体自由——文化的本质决定约束自由的真因素——民族和集体的束缚——自然灾害——人为灾难——为自由而战——自由存在于行动的三个整合阶段——自由意志——自由行动——自由分享劳动成果——文化中对自由的否定因素。
第四部分　作为文化馈赠的自由
第八章  自由的首要条件
重申假设——动物的自由是对生物性需求的满足——文化自由的三阶段——基本的生存自由对于人与动物的必要性——人的主要生物性驱力——文化增加生物性自由——生存自由包含安全与繁荣的自由——一切自由建立在基本的生存自由之上——这种基本自由毁于极权战争——战争最大的罪恶在于毁灭基本价值观——文明进程中的固有危险——基本自由只有依靠国际组织才能得到保证——文化造就自由也提供毁灭自由的手段——自由的规则与压迫的规则。
第九章　促成早期自由的不同因素
原始文化机制——火对于自由形成的贡献——技术与合作原则在有效行为中的重要性——人工造物对自由的补充——家庭作为有组织的机构是生存自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中自由的益处依赖于规则体系——原始文化中的权威与自由——权威的定义——原始社会不存在系统化的权力滥用——此现象的成因——地方性组织中的自由——人们永远有组织地完成任务——在这些组织中权威的运用和滥用与自由相关——人造物品是约束的潜在来源——潜在的压迫伴随文化而出现。
第十章　价值与衍生需要
第十一章　自由，教育与目标的形成
第十二章　组织中的自由
第十三章　文化决定主义的本质
第十四章  自由法则与奴役法则
第十五章　自由与纪律
第十六章  宗教和巫术的功能
第十七章　人类对机械设备的依赖
第五部分　自由的真正战场
第十八章  民主与元民主
第十九章  权力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十章　部落民族和部落国家
第二十一章  国家，仲裁者和进攻者
第二十二章　历史中的战争
第二十三章　战争和奴隶制度，作为自由的主要对立面
第二十四章　极权主义，自由和文化的敌人
第六部分　结语：民主与自由降临的基础
参考书目
译后记  自由，文化的馈赠
出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