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的回顾
几千年来，“人为不为自己”的问题是全人类都在讨论和争论的问题，也是人世间第一大难题。如同解开“斯芬克斯之谜”（斯芬克斯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一个美女头、狮子身的双翼怪，她向路人提出智慧女神教给她的种种难解的问题）一样，解开这一难题是十分困难的。然而，这极有价值，极有利于社会，极有利于每一个人。
“为不为”讲的是人的行为的动机和目的，而这个问题说到底讲的是发动人的行为的原因（原动力）的问题。然而，人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动因是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所以，我们研究的只能是行为的根本的最终的动因。
在我们深入探索人的行为动因之前，回顾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在漫长的年代里，人们对行为问题的研究是不多的，专门研究人的行为动因问题也只是达尔文以后的事。但是，尽管动因问题至今仍没能最终得到解决，可几千年来，很多思想家在哲学、伦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领域里对人的本性、行为本质、行为动因等问题已作出了丰富而深刻的论述。今天，理论界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上早就有了明确的论述。今天，一些人自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几百年前就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和否定。
在几千年人类对人性的认识之中，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人类对人性的认识除了取决于人的认识能力（这决定于人的文明程度和科学水平），还取决于社会制度的需要或者说社会制度对人的认识的影响。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事是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稳固，它表现为社会的秩序、协调和稳定。要做到这一点，一靠政治制度，二靠道德。
为了社会稳定这一大局，道德约束有时并不一定以真理为基础，它服从于目的。比如，封建社会为了社会的稳定，把非真理的宗教、禁欲主义作为道德的理论基础。这是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而对人的认识则起了阻碍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人类社会在道德方面经历了奴隶社会纵欲、封建社会禁欲、文艺复兴之后逐步释欲的历程；另一方面，人们对人性和行为动因等问题的认识则经历了奴隶社会认识比较肤浅、封建社会错多对少、文艺复兴之后真理逐步代替错误的过程。
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历史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深刻有益的启示，历史能帮助我们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一、人是万物的尺度
奴隶社会对人的管理主要靠暴力，道德是薄弱的。当时，由于文化很不发达等原因，人类对人的认识十分肤浅。在思想上，人们往往是从事物本来面目自然地看待人性，认为人性是纵欲的。当时，人们并没有把个人的欲望和利益视为丑事，人们普遍认为，追求财富，追求享乐是正当的行为。最明显的事例是，那时人们并不隐藏男女之性。在体育锻炼时，人们往往裸体或半裸体地进行；在艺术作品中，古希腊留下了许多男女裸体或半裸体的雕塑，而这些在封建社会是绝不可能的。
到了奴隶社会末期，党争激烈，社会政治生括动荡不安，世风日下，追求享乐和财富的风气盛行，人们沉浸在酒色享乐之中。
在此情况下，很多思想家一方面研究人的欲望和人性，另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到了放纵“私欲”的危害，开始强调精神生活和理性的重要，主张强化道德，控制肉体的困扰，节欲、制欲、禁欲。
春秋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时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许多思想家在建立和强化道德的论述中，对人的本性和道德来源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论述。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苟子、墨子、杨朱等。
孔子（前551——前479），儒家代表人物。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即承认人有个人利益。但他强调“见利思义”（《宪问》），“义以为上”（《阳货》）、“克己复礼”（《颜渊》），也就是在个人利益面前，要把道德义务放在首位，克制自己的私欲。
墨子（约前468一前376），墨家代表人物。他承认人有自然需求，也不否定人的利己之心，认为利己与利人有一致之处，人们在“兼爱”（视人若己）中会得到自己的利益。他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他要统治者成为“兼君”，对万民实行“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爱?下》。）
杨朱（生卒年不详）是杨朱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他们认为，“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吕氏春秋?重生》），生命是人最大的利益；生命是“所为”者，是主体，“物”或“利”是“所以为”者，是服务于“生”（生命）的。除此，人有贪欲，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生命必须由物质利益来养，由此，他们在对人的欲望作了充分肯定的同时，提出了处理好生命和欲望关系的“贵生之术”。“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芳香，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吕氏春秋?贵生》）这就是说，要保全生命，必须对人的各种欲望有所节制。这里，杨朱学派第一个提出了耳“欲声”、目“欲色”，十分可贵，而在我看来，人对“五声”、“五色”的欲望就是人的爱美之心。
孟子（约前372—前289），儒家代表人物。他认为，“人性”应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当时有位叫告子的学者，主张“生之谓性”，又说“食、色，性也”（《告子?上》），认为人性是人生而具有的饮食、男女的自然本能。对此，孟子强调，动物“与我不同类也”。人之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就是人所特有的4种道德心理，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告子?上》）同时，他还认为，这四心“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即是先天的、内心本来就有的。孟子的“侧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就是人的同情心、自尊心、正义感，是人天生的情感。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孟子看到这些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不足在于把“四心”都看成是道德心理，不知人的道德意识是后来在社会中产生的。
苟子（约前313—前238），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指自然（“天”）所赋予的“生之所以然者”（《苟子?正名》），不是人可以通过学习和作为所得到的。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为，不可是。”（《荀子?性恶》）由此他认为，凡是人可学可为的，就不是“人性”，这样他就把礼义道德排除出人性范畴。更为精彩的是，苟子明确指出人有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的欲望，并认为“是人之所生而有”的。他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荣辱》）“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苟子?性恶》）
由上可知，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思想家就已看到人天生有同情心、自尊心、正义感、爱美之心等情感欲求，这是西方思想家所不及的。
古希腊，如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一样，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对人的本性、道德来源等进行了较多较深的论述。这些思想家主要有：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阿里斯提卜、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
毕达哥拉斯（约前580—前500年）否定人们追求现实物质利益的必要性。他认为人是灵魂和肉体组成的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的本性和道德都取决于灵魂。他说“在人身上最有力的部分是灵魂”①。他号召人们，节制自己的情欲，“清洗”和“解放”自己的灵魂，使灵魂摆脱肉体的困扰。他要求人们通过沉默、冥思苦想以达到忘我的境地，逐步登上道德的高峰。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前480与470年之间）认为，以往人们过着一种无节制的不道德的生活，引起无数的罪恶。他十分鄙视人的肉体的欲望，号召人们扑灭人的情欲，要像扑灭火灾一样。
苏格拉底（约前469—前399）十分重视道德的研究。他提出，把研究伦理道德作为哲学研究和哲学实践的目的。他本人放弃了对“大宇宙”（自然）的研究，集中精力去研究“小宇宙”即人自身，号召人们去“认识你自己”。不过，他完全把人的感性欲望和物质利益从道德中排除出去，他要求人们只应当去关心自己的灵魂，不要追求财富和荣誉等身外之物。他主张强化道德，用道德来解决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他要求人们“不论老少，都不要老想着你们的人身或财产，而首先并且主要的要注意到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主张节欲，并不主张禁欲，认为适当的宴饮也是必需的。他说过这样的话：“一生没有宴饮，就像一条长路没有旅店一样。”②他认为人最好的生活是尽可能增进快乐，尽可能减少痛苦或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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