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节前的南方冰雪灾害突如其来，深留重创，导致人们的灾害观正在向如下两个方向发生剧变：
一方面，各种损失的责任、尤其是防备体制和应急举措不当的责任开始被迫问，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换个表述，就是有从天灾视角转向人祸视角的明显倾向。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存在“天谴”观念，把灾异视为当政者自警和反思的契机，但以“灾变应人，要在责己”（语出东汉郎颉）为特征，没有外部问责、法律制裁的含义。
另一方面，正如评论家秋风所指出的那样，“此次雪灾中另一个刺眼的事实，是民间的救助活动也近乎空白”。因此，社会的自组织机制以及自愿的民间救助活动开始受到关注，现存系统设计的合理性也开始被质疑。这意味着超越天灾与人祸的某种共生视角正在形成，并影响这个国度的灾害观。共生论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城市的结构增强了灾难的复合性以及连锁反应，因此，群众的日常生活显得很脆弱，总是与风险同在，需要重新认识和借重“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及民间团体的力量。
从人祸与共生这两种视角来考虑灾害的社会对策，最重要的切人点当然是问责与改制。
春节刚过，在重灾区之一的广州市，“问责”的主张就被及时提出来了。具体表现为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先生“炮轰”铁道部。他主张要向铁道部问责，要有人被撤职。
两天后，铁道部发言人做出回应，逐一批驳郭锡龄的发言内容。据报道，这位发言人还引用广州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意见，指责郭锡龄的说法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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