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禅宗语言研究史概述
一、公案的评唱与禅语的注释：中日古代的禅语讨论
我们知道，禅宗的传统中有一种激进的反语言主义的立场，然而，在北宋出现一股“文字禅”倾向，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宗，一变而为“不离文字”的禅宗。以汾阳善昭、雪窦重显、真净克文、清凉惠洪、圆悟克勤等人为代表，热衷于颂古、评唱及其他书写形式，热衷于“死句”、“活句”等语言表达与宗教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其中尤以惠洪的观点最鲜明，不仅颠覆“棒喝峻烈”的反语言姿态，而且对抗“口耳授受”的反文字传统，公开为语言文字的合法性作辩护：“然宗门旨要，虽即文字语言不可见，离文字语言亦安能见哉?”（《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五《题宗镜录》）“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五《题让和尚传》）虽然著述宏富的惠洪始终处于禅门主流话语的边缘，但是他就像那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样，得到禅门中不少明眼人的暗中赞同。事实上，所谓“不立文字”就是禅宗编织的关于皇帝新衣的谎话，因为语言文字一直是禅宗记载祖师言行、书写传宗神话的有力工具。所以，禅门里很早就有关于语言问题的种种探讨。
宋真宗时，汾阳善昭曾总结禅宗祖师的问答形式为十八问，包括请益问、呈解问、察辨问、投机问、偏僻问、心行问、探拔问、不会问、擎担问、置问、故问、借问、实问、假问、审问、征问、明问、默问等（见智昭编《人天眼目》卷二），注意到祖师公案中各种问答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差异，不同的问题须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来对付，可以说已意识到唐代禅籍中言句的复杂性。善昭又创立用七言绝句赞颂古德公案的颂古形式。其后宋仁宗时的雪窦重显更选择一百则公案，用不同的诗体作了一百首颂古。到了宋徽宗政和年问，圆悟克勤（1065—1137）编撰《碧岩录》，对重显所颂一百则公案予以评唱，从某种意义上说，可称得上最早的用“活句”解释禅宗语言的著作。虽然《碧岩录》并非专门探讨语言，但是其中关于禅宗语言特色的概括，如“绕路说禅”、“句中有眼”、“句里呈机，言中辨的”、“有言明无言底事，无言明有言底事”等，对禅宗语言的理解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就是说，禅宗公案里的一些问答，不能用普通语言的常识去解释，而要超越于语言之上去体验领悟。此后金元间的《从容庵录》、《空谷集》、《虚堂集》等纷纷仿照其体例，形成禅宗阐释经典的独特言说方式。这些阐释公案的著作，大都不得不站在宗教的立场贬低语言的价值，但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禅宗“语中无语”的原则，这对于我们认识禅宗机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宋僧智昭的《人天眼目》则可看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禅语著作，这部书涉及禅宗五家的禅法和术语，比如临济宗的“四料拣”、“三玄三要”、“四宾主”、“四照用”、“汾阳四句”、“黄龙三关”，云门宗的“一字关”、“巴陵三句”，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三种渗漏”，沩仰宗的“三种生”、“圆相因起”、“三照语”，法眼宗的“华严六相义”、“三界惟心”、“万法惟识”等等。其中有些术语字面相同，而含义迥然有别，比如临济宗、云门宗都有“三句”，临济宗、法眼宗都有“四料拣”，意思并不一样。五家的禅法和术语，实际上反映了禅宗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因此如果要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禅宗术语的话，那么《人天眼目》可以说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材料和信息，或者说，提供了宋人对唐五代禅宗五家宗旨的理解。
从语源学的角度看，最早的关于禅宗语录词语的解说，可追溯到北宋末禅僧睦庵善卿编写的《祖庭事苑》。据释法英作的《祖庭事苑序》可以知道，善卿这部书最晚到大观二年（1108）已经完稿。法英还记录了善卿自述撰写《祖庭事苑》的原由：“曩游丛林，窃见大宗师升堂入室之外，复许学者记诵，所谓云门、雪窦诸家祥录出，众举之而为演说其缘，谓之请益。学者或得其土苴绪余，辄相传授。其间援引释教之因缘，儒书之事迹，往往不知其源流，而妄为臆说，岂特取笑识者，其误累后学为不浅鲜。卿因猎涉众经，遍询知识，或闻一缘，得一事，则录之于心，编之于简，而又求诸古录以较其是非。”这部书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禅宗辞书。全书以辞书条目注解的形式，针对五代北宋禅师的十八种语录或著作中的阅读问题，共拈出二干四百余词条，校勘讹误的字形，讲解难懂的语义和难读的字音，并注明词语的典故出处。《祖庭事苑》解释的词条主要来自云门宗，如云门文偃、雪窦重显、天衣义怀的语录著作，八卷中占了六卷，也包括禅宗其他派别如临济宗的风穴延昭、法眼宗的清凉文益等人的语录。《祖庭事苑》的“事”字，意思是成语典故，即所谓“释教之因缘，儒书之事迹”，其中包括大量佛教术语，尤其是禅宗的术语，如“摩竭掩室”、“毗耶杜口”、“迦叶”、“曹溪”、“教外别传”、“透法身”之类，也有不少儒书与其他“外典”中的典故，如“忘筌”、“囊颖”、“待兔”、“子期伯牙”、“对牛弹琴”之类。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除了专门的术语和典故外，《祖庭事苑》还注解了大量的一般词汇，其中包括方言词汇，如“吉嘹”、“终诸”、“寇圈”等等。善卿在解释各宗师语录时，特别注意纠正原本的文字讹误，并致力于为原本文字注音，比如释“擗口”说：“上当作‘劈’，匹历切，破也。‘擗’音嗣，抚也，非义。”这部书对于初学者阅读禅宗典籍有辅助的作用，其内容为后来的《碧岩录》、《禅苑蒙求》、《敕修百丈清规》、《翻译名义集》以及日本无著道忠的《禅林象器笺》等书所征引。
明代崇祯年间，又有梁溪和尚大建为南宋净善所编《禅林宝训》作注，题日《禅林宝训音义》，这是仿效《一切经音义》，表明大建为纠正禅门不学无术的风气，有意识采用了教门义解的立场。这是继善卿之后的又一次对禅籍语词的解说，不过，鉴于“音义”的对象为宋代禅师的笔头写作，而不是记言的语录，所以解释的词语多属书面文言，缺乏禅宗语言的特色。
由于在宋代禅宗流传到日本，成为中日共同的文化传统，所以禅宗语言研究早在数百年前就成了一门国际的学问。五山时期已有大量禅籍的抄录，而到了江户时期，日本禅林出现一股博学的倾向，训释禅籍一时蔚然成风，如白隐禅师的《寒山诗阐提记闻》、廓门禅师的《注石门文字禅》等等，而文献解读中自然涉及禅语的讨论。
与廓门同时代的无著道忠（1653—1745）无疑是日本对禅宗语言进行专门研究的第一人。这位禅僧一生的九十二年，几乎全部贡献给学术事业，好学不倦，著作等身。正如柳田圣山在《无著道忠的学术贡献》一文中所说：“他不仅仅是研究禅宗或江户时代临济宗妙心寺派教义的学者，甚而可以说是在整个佛教史乃至东方人文史上留下最大功绩的学者之一。他二百五十五部、八百七十三卷巨著的数量与质量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他的学术成果，即使以当今世界性的东方学水准来衡量亦毫不逊色，其中甚至还含有今天的科学研究尚未涉足的领域。”①由中日禅籍俗语言研究会主持的《俗语言研究》编辑部，更在无著道忠撰《怨云灵雨》的简介中宣称，现知无著的著作有三百七十四种九百一十一卷，并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无著的成就予以高度赞赏：“尤其是他对口语和谚语的解释令人折服，即使是在语言学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今日来看，道忠的着眼点和分析力依然精彩纷呈。”
无著道忠的代表著作有《葛藤语笺》十卷、《禅林象器笺》二十卷、《百丈清规左觿》二十一卷、《虚堂录犁耕》三十卷、《五家正宗赞助桀》以及《盌云灵雨》二十卷等等，汇集了《敕修百丈清规》、《临济录》、《虚堂录》、《大慧书》、《五家正宗赞》等七部书的研究成果的著作，并广泛涉及大量的其他佛典禅籍。无著沿用了睦庵善卿的语言训诂的立场，而在渊博和精致方面则远远超越了前人。其基本的方法，“这就是述而不作，通过追溯原典来解释禅录中含有的疑难语句。这种出典主义的方法，在解释俗语时，必须追溯到唐宋最典型的基础文献；牵涉到教义方面的术语，都要从经律论的大藏中找到根据”②。训释禅籍中俗语和禅的术语，不厌其烦地列举例证，探明出典，进而努力切合含有相关语句的原文的文脉。成书于宽保二年（1742）的《盘云灵雨）72十卷，用文献学严格的训诂方法，批评了前辈禅宗学者著述中的种种谬误，这包括契嵩的《正宗论》、《辅教编》，惠洪的《林间录》，赞宁的《僧史略》，义楚的《释氏六帖》，道诚的《释氏要览》，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以及《普灯录》、《五灯会元》、《佛祖统纪》、《云卧纪谈》等史书，尤其追究了《祖庭事苑》中的种种臆测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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