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强调华德英提出的目前模型与局内观察者模型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不是要否认意识形态模型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们在讨论局内观察者模型时，给意识形态模型提供了讨论的空间，笔者的用意，毋宁在于回到华氏提出的概念框架本身，重新思考三个意识模型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提供新的可能性。简单地说，通过将弗里德曼和华德英强调的二元关系还原为三元关系，我们为理解文化差异性留下了空间：如果说目前模型与意识形态模型之间的关系，牵涉的主要是文化向心力和文化的统一性方面，那么，目前模型与局内观察者模型之间的关系，牵涉的主要是文化的离心力和文化的差异性方面。在意识形态模型和局内观察者模型的双向作用和制约下，目前模型的前景远远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存在了不少未知的变数，而相关社群在地方政治方面的考量，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
作为一个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者，笔者并不只是要指出，应为文化的差异性留下空间，中国文化或中国宗教是复数而非单数的。笔者所关心的还包括背后的社会文化史过程。华德英提出意识模型理论，目的在于阐明了同化过程得以展开的机制——同化本身便是一个文化史过程。这一方法相当适用于文化史分析，而且确实启发了不少从事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学者。其实，弗里德曼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是从史学研究或准史学研究来寻找社会学的答案的。因为他在证明中国存在一个宗教的假设时，强调的是精英宗教与乡民宗教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是一种牵涉到社会文化过程的视角。当然，对于弗里德曼而言，重要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亦即两种宗教之间相互渗透的状态——我们知道，对弗里德曼而言，这是证明中国存在一个宗教的最重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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