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望远镜和智力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们一家人住在缅因小城镇的一间大房子里，实际上它曾是个校舍，墙上还挂着两块黑板。房子上方有个平坦的屋顶，母亲常把衣服晾在屋檐下。但在晴朗的夜空下，屋顶对我有着非凡的意义。有时我会倚着枕头，平躺在屋顶上，久久凝视着夜空的繁星。
后来。我买了台便宜的反射式望远镜，用它来搜索月球上的陨石坑，观测红色的火星和土星。造物的宏博，我们身处之地的微小，令我感叹不已。无数人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尽管同那令人敬畏的星星的数量相比是少之又少。
虽然在屋顶观星时的我还未接受过很多教育，但却已经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知识。我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月球绕着地球转，而其他行星又绕着太阳转；我知道在广袤无垠的苍穹中，星星离我们很遥远，无数的氢天体如萤火虫般飞行着，而太阳不过是其中之一。父亲常对我讲述这些知识，我自己也从阅读中获得了此方面的知识。
因此，每晚10点到11点，我都躺在屋顶上，凝望着深邃的夜空和浩瀚的银河系——我们身处的银河系，常常觉得自己只。不过是这浩瀚宇宙的一粒小小尘埃。
我坐享着人类智慧的结晶。数千年来，牧师、科学家、魔术师、航海家、星占学家和哲学家也一直在仰望着星空，编织着故事，提出理论，构建概念——各行各业的人集思广益，共同发挥智慧，可能是出于对浩瀚宇宙的好奇，抑或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冲动。
我们把望远镜当作探索天空的工具。更为基础的是这个工具背后的工具——人类智慧的来源。每一个观星者都会对他们所看到的内容赋予新的意义。
一辆苹果车等着被推翻
虽然当时我对天文学所知甚广，但总有些知识是我不甚了解的。要了解无限的天空谈何容易？智力是如何工作的，它产生了何种变革——概念性的变革指的是通过人们对宇宙的看法来改变宇宙。
从稚童到耄耋，人们观测星星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了，如果从曾经居住在奥德威大峡谷，使用工具打猎的原始人类开始估算的话，那人类观星的历史估计有200万年了。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预测今天我们看到的星星和1000年前看到的没什么两样。
虽然可以轻易地预测，但结论却是错误的。星星的物理成分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我们观看的方式却发生了变化。星星的形状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成像，还依赖于我们对它的概念的把握以及对事物的描述。500年前，我年轻的祖先可能在英国的某个地方，同样是在夜晚10点到11点间，躺在田间观看这场围绕着地球的盛大的天体游行活动。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由于他相信某些事物具有极大的差异，因此他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物，星星是按照他的意愿进行游行的。
Aristotlc的纯宇宙论以及天主教堂把宇宙排列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次序，并提供一个模式来取悦那些关心宇宙现象的人。地心说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地居于有限的宇宙中心，日月星辰都围绕地球运转，它们都是些水晶状的球体，有次序地排列在远离地球的不同位置上。
丝毫不犯错误：这种宇宙论的观点在当时是相当睿智的，解决了那个时代的许多问题，也让我的祖先十分喜悦。他极其自豪地站在检阅台上，观赏着列队前进的星星。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的信仰里，它就在那儿，为了他，为了和他在一起的人们，为了造物主，为了每一个人。但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辆等着人们来推翻的苹果车。
当时没人知道行星和地球一样，本身就是完整的世界。与恒星一样，天空中行星会发光，但性质又有所不同。六个异常的光点在无数“恒星”的背景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运转着。它们被称为行星——漫步者——该词源自希腊动词planasthai，意指漫游。
行星现象对宇宙的理想化的地心观学说提出了质疑。追溯到遥远的基督教时代，研究星体的学者使用越来越精密的仪器来观测星星。他们日日夜夜，年复一年地观测行星，并在恒星的背景下追踪行星的轨迹。他们精确地测量这些轨迹。他们竭力用他们的发现去契合行星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的理论，但发现轨道的路线与之并不吻合。
这该如何是好呢？当一个理论存在纰漏时，我们应该对其加以修正。埃及的天文学家Ptolcmy（约公元100—170）是一位伟大的完善者。公元127—151年，Ptolemy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进行天文观察。他想观测天体中的物体是否作圆周运动，这对当时的哲学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观点。因此，Ptolemy假设行星沿小圆圆周运动，小圆的圆心又绕着地球作大圆运动，小圆圆周称为本轮，大圆圆周称为均轮。本轮还解释了地心理论与天空中行星位置资料的不协调性。最重要的是，他们让行星绕着地球转，让事物作圆周运动。
尽管这是一个错误的智力行为，但Ptolemy用他的本轮理论挽救了宇宙地心学说。在他之前的Aristotle不是傻子，那个年代对天空进行观测、思考和描述的人也不是傻子。智力不会让你变得更加准确，但却有助于你发现模式，不论它正确与否。令人惊讶的是：较之探究的真正工具——人类智慧而言，我们对光学望远镜的了解程度似乎更为深刻。
重构宇宙
Ptolemy对地心说的修正是充满智慧的，但其缺点迟早会暴露无遗。Copernicus（1473—1543），波兰的天文学家，终其一生收集星星和行星运动的资料。他深入思考测量方法，将这些方法与本轮论进行比较，却发现无法让本轮充分发挥作用，至少无法通过任何一种比较合理的直接方式加以实现。为了消除本轮论的错误，Copernicus回顾了先前的文献资料，发现少数人的观点——即以太阳为宇宙中心的“日心说”长久地被忽略。
因此，Copernicus揭起批判宇宙旧论的大旗。他收集资料，集思广益。他说：“我们都错了。行星不是绕着地球运转，而是绕着太阳运转，同样，地球也是绕着太阳转。”这个观点在他的巨著《天体运行论》中得到充分阐述，此书直到1543年，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才得以出版。
随着Copernicus的日心说开启现代天文学和宇宙论的大门，科学在随后的500年里大踏步地向前发展，每一次进步都扩展了宇宙研究的领域，提高了研究的复杂性。同样，正是这些科学使我们逐渐提高了对自身在物质结构中重要性的认识。
这就是最初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并非只有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历史学借用哥白尼的名字来指称其他理论的变革。哥白尼式的革命指的是科学概念的变革，包括打乱原有的计划，转变旧式的概念，并且理顺思路，重构我们的信念的结构。在科学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聚合式的智力行为，比如，20世纪10年代量子机械理论和相对论的双重革命。
Goddard的列表
本书考虑的是哥白尼式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而远不只是宇宙学的变革。它探讨的是我曾提到的“工具背后的工具”问题，即当你在阅读时采用的工具，散步或与人交谈时使用的工具，以及你再次找到上班和回家的路时使用的工具。它考虑的是智力的本质，特别关注智力是可习得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观点。它对你、我或其他人能否学会表现出更多的智力行为深感兴趣。
谁不想拥有一个聪慧的大脑呢？而人类智力的经典理论对智力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正如Ptolemy的本轮为Copernicus最初的革命提供了一个批驳的靶子一样，这种智力的经典理论也为这场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提供了靶子——它是某个观点，需要我们去思考并质疑，检验并提出批评，也许甚至需要进行反省，如果最终证据确凿的话。这幅朴实的智力画卷从来没有比H.H.Goddard在1920年提出的假设更细致、更生动的了。
Goddard是美国遗传主义论的三个主要的先驱者之一。他推广了Binet量表，并采用这些测验中获取的分数将智力当作单一的遗传实体来测量。作为新泽西州瓦恩兰智障儿童培训学校研究中心主任，Goddard将智力障碍的原因限定为一个单一的基因。正是Goddard将自痴定义为高级智力缺陷——。心理年龄仅仅达到8—12岁的所有人——起源于希腊单词：愚笨。他是这样阐述的：
我们的文章十分大胆地指出：人类行为的主要决策者是一个我们称为智力的一元的（unitary）心理过程。这个过程由一个先天的神经机制加以调节。神经机制获得效能的程度以及每个个体最终达到的智力等级或心理水平都由整个受精卵中的染色体的类型决定。后天的任何一个事件对智力都只产生极小的影响，除非一些严重的偶发事件破坏了部分基因机制。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驳斥Goddard的列表。该列表指出：我们完全局限于先天所赋予的智力中。Goddard以及与其同时代的心理学家，如Lewis M.Terman和心理测量学家Charles Spearman等人均指出：人们可以习得特殊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他们对这个特殊的能力——智力却无能为力。你所传承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你的一生中拥有的有限的洞察力。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