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治学与读书
第一节 治学的途径与方法
做学问要读书，读书要识途。所谓识途，就是掌握途径与方法。近年来，有些青年同志垂询及此。我想起：早年也曾向柳翼谋（诒徵）先生问过；柳先生说他也问过缪筱珊（荃孙），筱珊教他读《说文》与《汉书》，依而行之，颇有效益。经过几十年，我体会到：讲《说文》，意指文字训诂；讲《汉书》，意指目录、校雠与典章制度（大都包括在“十志”中）。这涉及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个方面。
但是，使我耳目一新的，还是读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之时。本来，我早已从戴东原（震）、姚姬传（鼐）的文章中，知道“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之说，只是领会并不深，甚至是错误的。读了郭书，我才知道：讲义理，就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郭沫若的成就就是由于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因而度越前人。至于考据，则指资料的搜集与鉴别；而词章，则指文理、文法，包括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所说的各点，这是读懂资料的前提。古人把义理、考据、词章理解为汉学、宋学、古文，显然不当。
几十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在实际工作中，体会日渐深入，益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与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正是一致的。
基本理论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各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如治史学要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治元明戏曲的要懂得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学术的分类很多，各科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科学的分工，分工愈精，研究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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