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人文教养为本怀的早期儒学
之所以把人文教养、精神气质的培养作为孔子创立的儒学的原初本怀，直接的理由是孔子本人首先是教育家，而且终其一生都在从事教育。而教育的目标，孔子借古学与今学的对比作了表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是赞成古学的目标指向的。成就自己为什么样的人呢？乃为一种具有贵族性的精神气质的人。这就是人文教养。何以见得孔子以人文教养，以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为教育的目的与本怀？要弄清楚这一点，必须回到孔子生活与活动的时代。
我们知道，孔子生活与活动的时代，还是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贵族，其源出当然与血缘氏族有关。殷商西周以氏族制为社会基本建制。统治阶级由若干氏族联合构成，且各氏族之爵位亦为世袭。因而统治阶层及其权力世代相因，成为尊贵的一族。在这一意义上的贵族，以血缘为纽带，自然地形成，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问题是中国上古的贵族阶层，特别是周族统治者，不仅重自然血缘，亦重人文教养。所教“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首先是为了营造一种贵族性精神气质，其次才是传授技艺。所以，西周以来的贵族，已经是自然血缘与人文陶冶相结合的产物。
尤重人文风采与精神气质的贵族阶层，则出现于春秋之世。春秋时期，一方面，就社会历史而言，是血缘氏族的统治体制走向衰败，这似乎使贵族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势之中，然而，人文教养却因逐渐摆脱对血缘的依附，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士”的出现，“士”以“道”为依托而不以“势”（势位、权势）为凭借乃至成为一独立的阶层，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与血缘贵族统治体制的衰败相联系的，是平民的壮大与社会功利化趋向的日益加强，这也是一种“势”（时势），这似乎对贵族性的身份认同亦十分不利，然而人文教养及其固守的“道”借与功利走势的抗争，却显得尤其光彩。钱穆就曾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嚣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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