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年已六十
　　动笔写本书之前的几个月，我刚刚过完60岁的生日。除了收到一大堆向我祝寿的贺卡之外，我还通过邮局得知我有资格领取冬季取暖津贴，并且收到了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和火车的申请表。我想，这些都是欧洲著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模式的极好例子。但是由于欧洲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近期在经济复苏方面的努力不够，欧洲福利模式急需进行全面的改革。社会的安定需要经济增长来维持，而经济的增长则需要人来创造。
　　欧洲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设想有待重新审视。我这一代人从长大成人到年老退休，对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如何变得繁荣和安全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也需要重新进行反思。在国际治理和联盟方面，以前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欧洲一体化和西方共享的价值观转瞬间已经被另一套陈词滥调所取代，包括变化的政治版图、扩张到缓冲区的欧盟以及由共和国变成“帝国”的美国。政治中没有永恒，只是英国看起来一直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求定位：是完全融入欧洲，还是在后帝国时代充当美国的配角，或至少是为美国的所作所为进行诠释和辩护？同时，长期以来历经波折的欧洲宏伟计划，即创建自由贸易的民主国家同盟，始于调节英法之间的矛盾，现在却朝着其缔造者所没有想到的方向迅猛发展。华盛顿的自由世界领导人似乎很热衷于结束这一由他们带头撰写的历史篇章。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历史篇章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并维系着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活。如果西方阵线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或者被重大事件和文化分裂所打破，那么在中国和印度崛起并重塑世界权力政治之前的短暂几年里又将会出现怎样的国际格局？
　　我的一生都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仰慕者，它故意选择不将君主统治的意识强加在其居民头上，不得不说这有点政治天才的味道。我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个月出生，这次登陆标志着美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将军队和血腥第二次带上了欧洲国家的土地。我父亲没有参与登陆，当时他抛下已怀孕的妻子和我的姐姐跟随英国皇家空军在巴勒斯坦服役。我母亲把战时的家安在她父母所在的埃克塞特：一座主教住辖的城市。直到埃克塞特在一次空袭中大部分被夷为平地，她才离开这座城市，北上到了布莱克浦之外的兰开夏海岸，住在我姑父的海边寓所里。姑父是一位成功的蔬菜批发商，那座寓所是他用进口爱尔兰土豆所赚的钱购买的，我就出生在那个还算舒适的家里。在19世纪，土豆的极度匮乏迫使我父亲的祖先从爱尔兰迁到了兰开夏。
　　我岳父不如我父亲那么幸运。作为电影《火的战车》中所记录的年轻人之后一辈剑桥大学运动员，他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跨栏比赛，在帝国化学实业公司谋过职，二战爆发后参加了西福斯高地团，从北非打到西西里，再到诺曼底，正好赶上波卡基村高地战役。盟军在法莱斯突围后不久，他就牺牲了，之后不久我妻子出生了。他所在的剑桥大学彭布鲁克学院的阵亡名单中有德国人的名字，也有英国人、英国自治领的人和美国人的名字。牛津和剑桥其他学院的纪念碑也是如此。我们把年轻人聚集在这些享有盛名的学府来学习西方文明，然而他们学成回国后却不得不在战争期间相互残杀。他们从被红衣主教纽曼称为“成荫的小树林”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各学院转到壕沟和坦克中，并被掩埋在欧洲的战争坟墓里，比如西福斯高地团的约翰·桑顿少校，他安息在法国卡昂的附近。
　　那些来自城市和乡村的美国士兵再次把欧洲从狂热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血腥后果中拯救了出来，他们的领袖相信美国的年轻人不应该第三次跨过大西洋去拯救欧洲这个旧世界。欧洲的墓地已经掩理了太多年轻的美国英雄们，因此美国领导人、决策者和外交官不遗余力地支持法、德和其他四国通过独特的主权共享来防止欧洲再次陷入内战。这种主权共享最初是通过创建煤钢共同体来实现的，因为煤和钢是支持现代战争冲突的原材料。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成了美国地缘战略的目标，华盛顿希望英国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组成部分。英国想以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亲密朋友和受尊敬的伙伴的身份，来心平气和地坐观并支持新欧洲的建设，领导由其全球帝国蜕变而成的英联邦，并理性地祝愿欧洲大陆的邻国在形成联盟的努力中取得进展。然而，我们的美国朋友并不赞同我们这样的想法。无论我们在近代史中如何英勇无畏，也不管丘吉尔的言词有多么庄严，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坐上主桌的邀请，但是英国已不再享有支配地位。
　　在我长大成人的那些年里，丘吉尔大肆宣扬着英国曾经的辉煌，而在他之后，曾与他并肩作战的陆军中尉艾登和麦克米伦在担任首相期间却以不同的方式面对英国的衰退。从英国皇家空军卸职以后，我父亲前往伦敦。凭着二战前在音乐圈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他成了锡盘巷的流行音乐出版商。我们住在伦敦西区郊外半独立式的房子里，那里的氛围能瞬间勾起我对儿时的美好回忆。房前花园的气味我立刻就能辨别出来，那是女贞树发出的气味！麦克·弗拉恩在其小说《间谍》的开头也提到过这种气味。在我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女贞篱笆、仿都铎王朝风格的音乐、樱花和擦得锃亮的私家汽车。伦敦市内的主道与地铁线之间弥漫着芳香，从海诺特到西瑞斯利普的中心线路两旁种满鲜花。姐姐和我都在充满慈爱、舒适的家庭氛围里长大，没有遭受半点虐待和艰辛。这种优越的家庭环境足以让今天的音乐创作人起诉我父亲克扣版税。我父母都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事实上，我猜想母亲会觉得过多地参与政治或者宗教讨论是件不太光彩且很不舒服的事，更不用说那种粗暴的政治或宗教争论了。为了能和父亲结婚，母亲转信天主教，但她对宗教信仰的理解程度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们遵照天主教教义按部就班地生活：周日做弥撒，周五吃鱼，姐姐上教会学校，而我则幸运地加入了本笃会。我在圣斯蒂芬兄弟会为本地牧师（基本上都是爱尔兰人）做过祭坛侍童，现在我还大体上记得做拉丁弥撒时需要做出的回应。此外，我还隐隐记得牧师呼出的气息让清晨的空气带有圣餐酒的味道，在一次葬礼弥撒中我还闻到过一股更浓的气味。
　　我回忆起的第一件国际大事便是《每日快报》登载的英国王牌军“格洛斯特营”在朝鲜战争中的事迹，但后果尤为严重的是英国于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的溃败。在此前不久，父亲面带尴尬地把我叫到一旁，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向我解释了我如何能在人类种族延续中发挥作用。他再次表示想和我私底下说几句话，并且要求我不能把他说的话告诉母亲和姐姐，因为那样做只会让她们担心。他告诉我当时中东的局势看起来非常危险，英法对埃及的入侵可能会引发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而此时的武器比他在二战中所见到的任何武器都更具杀伤力。因此，我必须要准备好以超过实际年龄的成熟方式行事，比如承担起照顾我母亲和姐姐的责任。我们心情沉重地悄悄回到母亲和姐姐身边，而她们对父亲的忧虑并未察觉。幸运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悬崖勒马，中断了这场疯狂的中东冒险，其中部分原因是他适当考虑到了此事在阿拉伯世界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在此之后，安东尼·艾登去了加勒比海，随后又住进威尔特郡的一座庄园养老，哈罗德·麦克米伦入主（用哈罗德·威尔逊的话来说是“先进先出”）唐宁街，而我则重新开始打板球，读柯南·道尔写的小说。
　　我家的藏书并不是很多，有内维尔·舒特、哈特利和尼古拉斯·蒙瑟拉特所写的书，以及托尔·海尔达尔的《孤筏重洋》，还有一些关于二战英雄事迹的书，包括逃亡、破坏水库、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等。最重要的是，我家还有载蒙·鲁尼恩和S.J.佩雷尔曼的作品。我认为，这标志着我们平静且自然地接受了美国文化的统治地位，这种态度也许是我父亲的工作造成的。在噪音爵士乐和默西之声出现之前，他发行的大部分流行音乐都来自大西洋彼岸，比如由约翰尼·雷、弗朗基·莱恩和盖伊·米切尔演唱的红极一时的歌曲。他首批大获成功的唱片之一就是盖伊·米切尔演唱的“她戴着红羽毛，穿着夏威夷草裙”。当然，我父母的品味要比上述唱片更高雅。我们的爵士乐唱片是由弗兰克·西纳特拉、埃拉·菲茨杰拉德和大乐队爵士乐主唱。我们从骨子里仰慕和尊重美国迷人、大气和令人惊叹的音乐。毋庸置疑，我们是坚定的崇美者，因为所有看似最有见地又最狂野、最诙谐又最明智的东西都来自大西洋彼岸。每周光顾电影院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美国的喜爱。每次去看电影，父亲都会说：“如果我们进不去，不要失望。”我们去遍了周围的郊区电影院，追寻着好莱坞开辟的文化之旅。直到去牛津大学后，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其他的国家也在拍电影。
　　虽然之前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们热爱美国和大多数来自美国的东西。尽管每天阅读比弗布鲁克爵士创办的日报，我们对欧洲大陆的邻邦仍有很好的感情。我母亲和我大多数朋友的母亲有所不同，她在烧菜时会使用大蒜，有时去索霍区的意大利熟食店采购，并以此证明不去药店也能买到橄榄油。我们还去拥有地中海异域风情的饭店用餐，那里的灯是用柳条做罩的基安蒂红葡萄酒瓶做的。我们有时会用葡萄酒佐餐。长我5岁的姐姐离开女子修道院学校后去了法国中学，之后又去了斯特拉斯堡，在欧洲理事会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此后，她转到罗马，为联合国工作。有时候我们也去国外度假，我们选择法国西北的布列塔尼而不是英国的德文郡去打沙滩板球，这让当地人很吃惊。第一次去国外度假时，我们开着父亲的兰彻斯特轿车，沿着法国平整的公路到了卢森堡。返程途中我们游览了巴黎，在这次旅行中出现了一次意外：我把自己反锁在了威普勒宾馆的浴室里。这次事件让我整个童年都对宾馆浴室的锁充满了畏惧。
　　除了这些假期旅行之外，我父亲还偶尔出差去卢森堡广播电台。那是一家非法经营的电台，能把流行音乐和霍勒斯·巴彻勒在凯恩舍姆预测的赌球结果传到英国年轻人的收音机里。通过旅行和出差，我父亲对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战后重建能力产生了强烈的钦佩之情。他觉得法国经济的提升几乎可以用“驾车般的平稳顺畅”来形容，用这个比喻是因为法国本土的基础设施在战后重建中大大改善。他对德国复兴的赞赏是无以复加的。由于生性慷慨善良，他更愿意谈论德国从战时的饥饿和废墟中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而不是他和战友们与德军交战时所蹉跎的岁月。在他眼中，德国经济的成功崛起足以使其加入当时的共同市场。他和哈罗德·麦克米伦有类似的看法，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于1962年去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在那里，我首次听到演讲者以令人叹服的口才阐述了为什么要创立共同市场。我所在的学院是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母校。在我刚上大二的时候，他卸任首相之职，并在随后的一年里以牛津大学校长的身份到我们学院演讲。那是我所听过的最棒的演讲。以后的20年里，我还有幸在不同场合听过他的好几次演讲。在每次演讲中，他都充分展现了独具舞台艺术的手势和停顿：爱德华式的拖腔、微陷的眼睛、唐纳德·沃尔菲特般的夸张、紧随思想而挥舞的手势、分寸恰当的奚落、丰富的古语和通俗的比喻相结合：所有这些演说技巧都用来支持一个简单的论点，而这一论点我一直都觉得极具说服力，尽管今天我们有了很多新的论据。麦克米伦从1914年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谈起，讲述了当年跟他一起离开牛津的朋友们的故事，他们才华横溢，前往法国皮卡第去拯救欧洲。他以诗人萨松的句子叙述了他们作为“灰色死亡之地的公民”的经历，列数了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追忆了从梅嫩门到蒂耶普瓦尔大拱门的阵亡战士纪念碑，这些纪念碑随着我们卷入另一场可怕的战争而被遗忘。麦克米伦还提到在意大利墨西拿和罗马作出的历史性决定，这些决定是为了防止欧洲大陆第三次惨遭屠戮。他还说，过去得到了我们的大力支持，无论他作为一个老将军现在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们有一天必定也会成为维护欧洲和平的成员。听完麦克米伦的演讲后，自以为无所不知且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强忍泪水，站起来欢呼鼓掌。他们可能意识到，必须首先亲历战争，才能像麦克米伦那样纵论战争。
　　我在牛津读书的第一年里，肯尼迪总统巧妙地缓解了古巴导弹危机，而我的左翼朋友们则列队前往烈士纪念馆谴责美国人的帝国主义行径。第二年，肯尼迪被枪杀。人的一生中总会经历一些著名的大事，它们让人无法忘怀。我们这些年长的人都记得当时听到肯尼迪遇刺时的感受，就像我们无法忘记2001年9月11日从电视上看到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时我们内心的感受。1963年11月22日的夜晚，我在学院参加一个历史老师组织的晚会，两三个强硬左派的学生突然闯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在达拉斯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肯尼迪的遇刺可以让他们好好庆祝一下，因为接任的总统不可能像广受支持的肯尼迪总统那样用个人魅力去折服世界。在我的大学生涯中，这是我感到最愤怒，也最具政治感的时刻。
　　此后的几年里，政治并没有成为我生活的主流。我参加过表演，写过滑稽短剧，打过橄榄球和板球，却远远没有充分发挥才智进行有深度的思考。如果说我有什么政治见解的话，那也是毫无立场的想法。我喜欢并倾慕麦克米伦、麦克劳德和巴特勒，认为道格拉斯一霍姆当选保守党领袖是荒谬的。此外，我还被哈罗德·威尔逊现代派的外表所吸引。直到他当选首相并看到他行为消沉后，这种印象才得以改变。我父母是温和内敛的保守党人，他们每次大选都中规中矩地投票，但似乎并不怎么关心政治意见。如果我没有获得首次访问美国的机会，我在政治上很可能不会走得比我父母更远。
　　我们学院有一位名叫威廉·库利奇的老校友，他家住波士顿，是一名富有的婆罗门教徒。他资助了很多慈善项目，其中一项是在学院设立了一个基金会，目的是为了每年让一批学生在期末考试后跨越大西洋周游美国。我认为他并不只是简单地让我们开阔视野，而是投资培养未来的亲美派。大多数受惠于这个项目的人也确实成了亲美派，包括我在内。那时的奖学金十分丰厚。我们乘坐“法兰西号”豪华客轮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纽约，品尝鸡尾酒，观赏电影，但没能泡上跳起舞来似乎都像女星赛德·查里斯的美国靓妞。然后我们飞往马萨诸塞州，在库利奇先生的寓所住了几天。库利奇先生让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比尔”，他收藏的油画甚至比收藏的美酒更出色。他在哈佛合作社为我们配好了全套服装：轻便西服、宽松裤子、勃艮第便鞋、拌扣领牛津棉质衬衣，还给了我们每人一张赫兹租车信用卡以及一千美元的旅行支票。另外，库利奇先生还为我们每人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所列的都是他的朋友和我们学院的校友，他们分布在美国各地，并且都已表示愿意在我们周游美国时让我们在家中借宿。随后我们两人一组出发，经南线或北线周游美国。
　　……

第一章  我们年已六十
第二章  其余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第三章  国家主权和保守主义的没落
第四章  追随者还是合作者
第五章  从布鲁塞尔到伊斯坦布尔
第六章  强势语言，弱势行动
第七章  我们的邻居
第八章  欢乐家庭
第九章  强大而脆弱的美国
第十章  亚洲的崛起
第十一章  全世界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