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风的洗礼
生在北京皇城根儿的人,喜欢自称“咱老北京”,以区别住在郊外的或后来迁入北京的外来户。生在上海市区的人,对自称为“我是上海人”的新一代,时而会从眼角瞥出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情不自禁地冒出句:“侬阿(第三声)是上海人?”
据说,日本正宗的“东京人”,也讲究这一套。如果不是祖孙三代都在现在的神田附近出生、长大的人,就不被认为是标准的“江户之子”。池田大作把自己称为“江户之子”,但他加了一点说明,这里的江户,大致就是现在的东京,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只限于东京的“神田”。
他在东京湾边上的海风中出生,从小就经受了海风的洗礼。
东京湾边的弃儿
东京荏原郡大森町(现在的东京都大田区大森北),有一个商人家庭,这家人姓池田。
1928年1月2日,主人池田子之吉的第五个儿子诞生了。
这个婴儿刚出生就遭到了“被抛弃”的厄运。那年,他的父亲41岁。按日本算命的说法,当年正是在遭“厄运”的前夕。日本当时有一种民间的风俗,要把刚出生的孩子丢弃到外面,再被人捡起送回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消灾。于是,刚出生的这个孩子,就成了父亲消灾的特别用具。当然,捡孩子的人是事先都说好的,原本不会出什么事情。但是,事情总会有意外。那一天,不知怎么的,家里把婴儿放到了村中的某个地方,事先说好要去捡的人还没到,却被过路的人看到了,以为真是被丢弃的婴儿,于是便把婴儿送到村的管理机构。而这一边,去捡的人到了约定的地点一看,婴儿不见了,慌了神,连忙跑到池田家报告,全家人这下全乱了套。后来总算找了回来,虚惊一场。
这个婴儿,就是池田大作。
池田家,从大作的祖父一代起,就一直生活在东京。在东京大森(在今天东京的大田区)海边,从事海苔的养殖和生产。海苔,中国一般统称为“紫菜”,但是,日本的海苔种类颇多,所以,笔者在本书中,还是用“海苔”这样的说法。当时大森的海苔,在整个日本堪称“一霸”,流行全国。每年的秋天,池田家在海中插上竹竿,到了冬天,当一般日本人过年的时节,就要冒着寒风,到海中去采集海苔,那是他们家最忙的时节。
由于经营得法,20世纪初期,在大森众多的海苔经营者中,池田家的规模一度处于屈指可数的地位。买了有动力的渔船,雇用了30多名打鱼的工人从事渔业。此外,还参与了当时对北海道的开发。1919年,池田家想在北海道的钏路购买国家发卖的土地,进行开拓。为此,大作的父亲子之吉多次往返东京和北海道之间。后来因为家业不济,才不得不放弃。池田家家道中落,一方面是由于这一行业赚钱,加入的人多了竞争激烈,而更主要的是因为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池田家附近海岸的海底下沉,于是投资的那些养殖场都付诸东流。
父亲子之吉在遭灾以后,仍然从事海苔生产这一行。他是池田家的第二个男孩。在大作2岁时,子之吉分家独立,住到■谷(也在现在东京的大田区)附近的海边。
子之吉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用中国话说——倔得可以。
大作曾这样谈到父亲:他的这种倔头脾气是从祖先传下来的。据说,在江户时代的后期(日本的天保时期,约1836年前后),天气异常,全国都闹饥荒。于是幕府放粮救荒。大家都去取救济粮,就是池田家不去,因为“拿那里发的粮食不合道理。我们就是吃草也总能活下去”。池田认为,这个传说虽有后来人添加的色彩,但是,反映了他们家族的某种性格。
大作的父亲继承了家庭的这种“倔”传统。果断决行,少言寡语,大凡做事,就认准一条路走下去,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同时也要求孩子们,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尽力做好。
有一次,幼年的大作在池塘边玩耍。夏秋之际的关东地区(东京一带)蓝天白云、和风丽日。海水是青色的,树木依然带着浓郁的绿色,这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年幼的池田大作,自然也免不了受大自然的吸引,看着那在蓝天上忽上忽下飞舞的蜻蜓,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追赶着想要抓住蜻蜓问个究竟,结果,蜻蜓没追到,他却一下子落到了路边池塘里。池塘里的水虽说并不很深,但落下去,还是没过了他的头顶。大作不断地挣扎,一瞬间,感觉就要不行了。当时,他的父亲正在旁边。看见儿子落了水,在水中扑腾挣扎,快沉下去了,却毫不慌张,冷静地下水,把大作救上岸。此时大作已经失去了知觉。后来,大作这样回忆:在自己已经绝望时,感觉到两腋下有一双大手插了进来,身体不知怎么就被举起来了。“那是父亲。我在梦中抱住父亲,想,有救了,便一下子失去了意识。当有知觉时,已经躺在房间里了。”
后来,医生也被叫来了,但是在这期间,子之吉一句话也没说。
这位父亲对子女们的要求非常细致和严格。比如,打扫卫生,必须把家中所有的地方都擦得一尘不染。日本的房子有许多纸糊的窗,他要孩子们必须把每个窗格子都擦得干干净净,如果用手指抹一下,发现有点灰尘,那就免不了挨一顿训斥。
子之吉在大作小学二年级时得了病,一直卧床,前后长达五年。即使生活难以自理,周围的亲朋都伸出援助之手,他还是顽固地拒绝:“麻烦了别人,你们长大了就抬不起头。就是舔盐巴也别接受援助。”这就是他的话。
由此可见其性格之一斑。
大作的父亲在文化观念上,也和当时一般的日本人有些不同。他不受当时日本社会风潮的影响,没有那种盲目的日本自大狂,对于朝鲜和韩国比较有好感。他坚持认为,朝鲜的文字是非常好的。大作很小的时候,他就教大作朝鲜语的发音,所以,长大以后,大作还记得。
他到过朝鲜半岛,不止一次地提到,釜山的夜景,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也许那块土地在他心里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这一些,都对池田大作的思想观念和人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生活是现实的。父亲病倒,失去了主要的支撑者,池田家的家业彻底地衰败了。家庭落入了贫穷的沟底,有时连维持日用开支的钱都没有。有一次,一个亲戚来看望卧床的子之吉,留下了100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万日元吧),大作的母亲非常感动,一直记着这件事。直到大作长大,还叫大作报答那个人。
大作的母亲是个勤劳的妇女,坚韧,乐观。
她是当时东京“古市场”(现在大田区)一个农家的女儿。1915年和池田大作的父亲结婚。此后,就一直默默地和丈夫一起支撑着这个家。
冬天,是海苔采集最忙的时候,早饭是在凌晨2点前后,午饭在上午10点,晚饭在下午5点左右。在午饭和晚饭之间,还要准备一顿点心。作为海苔业家的主妇,要做好这些,起早摸黑乃是家常便饭。母亲常常连吃午饭的时间也没有。不仅如此,她也要和男人一样,驾着采海苔的小船,出海采集。
虽然如此,大作很少看到过母亲愁眉苦脸的样子。她一生生育了七男一女,还从亲戚家领养了两个孩子。要养大这么多孩子,可想而知,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池田大作后来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她“一直在劳动,家务的针线活也从不停手”,“手上一直都裂着口子,刚过五十便已经满头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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