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走上从艺道路的
我的履历，简单得36个字就可概括：祖籍广东，生于西安，长于上海，小学一中学一大学，表演本科毕业后径入上影任演员，直至退休。
说来有趣，一个祖籍广东中山的南方人，怎会出生在北方的陕西呢？原来我父母1936年在南京成的亲，婚后次年即爆发了抗日战争，于是父亲舍弃了南京电影院经理的职务和五福新村的新居及家什，投奔西安外公家——外公是陇海铁路高级职员。1938年农历十一月初十（公历1939年元月1日），我在西安呱呱坠地。
青涩少年
听说我生下来就招人喜欢，因母亲奶水不足，托人觅到一位河南籍奶妈哺乳，不久就长得圆口圆面，胖乎乎的像皮球，爸爸听众人一夸，干脆唤我Ball（球），奶妈发不出这个音，硬生生地叫成“波罗”，任凭怎么教她也纠正不过来，家人拗不过她，索性随她叫我波罗。从此乳名唤成大名，兼作艺名。
我刚会走路时，双亲带着我偕同奶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安南（今为越南河内）是法属殖民地，日法并未交恶，安南未被战事波及，因之被视为逃难者的必经之地，我们一行先由昆明继而安南、香港辗转来到上海，就此定居了下来。据母亲说，在安南我差点走失，把她吓得死去活来。话说一天她与奶妈带我去商店购物，付钱取货的瞬间不见了我踪影，人生地不熟，加之语言不通，两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赶紧分头向东西方向边喊我的名字，边向路人求助，喊了半天，哭了半晌，两个失魂落魄的女人又折回小店。妈妈此刻几乎昏厥，瘫坐地上，认为不是被歹徒拐走就是被人贩骗走了；正当她们一筹莫展、六神无主时，我却突然笑盈盈地出现在面前！原来，越南商铺的柜台很高，每每有一扇齐腰的弹簧门可供店员猫着腰进出，定是趁大人不备时，我无意间撞门而入，此刻玩够才走了出来！两个伤心欲绝的女人终于云开雾散、破涕为笑，紧紧地搂着我，不断地亲我、骂我、打我。此事想来有些后怕，如果我迟迟不出现，她们将如何？如果我从此将留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命运……所幸“如果”未成现实，才有了我的童年和以后的一切。
来到上海后，居住在愚园路一条弄堂里。那是一幢四层楼的花园洋房，我家租借的是三楼。二楼住着一位音乐家，终日琴声袅袅。底楼是房东张太太及其两个儿子：有洁癖的大哥哥纤尘不染，终日洗洗晒晒，尤喜将鞋子拍打得应天价响；喋喋不休的小哥哥开一家集邮社，买卖花花绿绿的中外邮票，时不时会送几张邮票哄我，邮票社仅兄弟俩操持，却起了个特国际化的名字——五洲社！张家姆妈慈眉善目，满脸堆笑，逢人便夸我聪明、标致，她是苏州人，一口甜糯的吴侬软语，听来很有音乐性。最疼爱我的莫过于四楼的杨家姆妈，论居住条件是最差的，但四楼的人最真诚，她是老式居家妇女打扮，发髻高耸，山清水绿，带着一双儿女过着不甚富裕而温婉的日子，杨家姐弟也视我如胞弟，很爱护我；只是他们要上班，平日是遇不到的。我喜欢去杨家还有一个理由：她家拥有一个硕大的露台，沿着倾斜的红瓦，可以爬到斜坡的顶端——抱住烟囱就可以俯瞰四周的风景了！虽然双方家长很熟稔，我最不喜欢去的是二楼，音乐家一脸寒霜，不苟言笑，太太终日描眉打鬓，孤芳自赏，尤其从门口望去，一架三角钢琴及琴后面的那张冷峻面孔，令人敬畏三分。我跟他们的女儿玲玲年岁相仿，恰是儿时玩伴，大人们还有意无意地撺掇我们引为谈资，她还弹得一手好琴，令我好生欣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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