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晋，先后师从聂石樵教授、周勋初教授、莫砺锋教授，获得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并完成博士后研究项目。已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知识》、《文学评论丛刊》与《江汉论坛》等权威与核心期刊发表古典文学的学术论文20余篇。

    《屈原与司马迁的人格悲剧》从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来探索屈原与司马迂的人格生成，并通过对他们为人格理想之实现而展布出的人格悲剧的比较研究，说明屈原的人格悲剧是他的理性人格精神与楚国原始野蛮的政治、宗教风俗的冲突所致；而司马迁的人格悲剧则是在西汉政治文化理性化之后，遭遇最高权威的非理性迫害，即是那个专制社会的集权等级制度的内在逻辑使然。

    第一章　研究概述<br>    一、中西人格界定的差异<br>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面具”（persona）。面具是在戏台上扮演角色所戴的特殊脸目，它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中国心理学传统上把英文的persona1ity译成“人格”，1949年以后俄文中的JINGHOSGTb一词传到中国，学界把它译成“个性”。译法虽不同，但这两个词汇的含义并无二致。人格心理学家阿尔波特（G?W?A11port）曾综述过50个人格定义，由此可以想见人格概念的复杂性。综合而论，不外乎三大范畴：（1）社会学的人格定义；（2）生物学的人格定义；（3）心理学的人格定义。最初，西方学者是从严密的科学实验与观察中来探索人格的含义及其生成原因，这是西方的科学实证思维决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格研究成为解答人类之谜的关键课题，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人格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他们力图探求文化因素是如何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决定着人格及人的行为，因为一个人经历的一切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自20世纪20年代起，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成为了文化人类学和人格心理学的接壤处拓展出的一个新兴领域。到20世纪50年代，文化与人格关系的研究，注重的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因素对该社会成员人格发展的影响，再由此发展到连续性的研究，学者的视线从原始社会的考察转到文明社会的探索。这些变化，正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反映。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先驱波亚士（F?Boas）在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R?Benedict）所著的《文化模式》一书的序言中写道：<br>    试图把握一种文化总体的意义的渴望，迫使我们考虑如何描述标准化的行为……对这些社会心理问题发生兴趣并不与历来的研究方法相冲突。相反，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文化变革中活跃的动态过程。<br>    这就肯定了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人格以及受人格影响的人的行为所作的阐释。欧美学者采取的人格研究方法主要有：行为观察与访谈、生活史的分析、投射测验、民俗和艺术的分析等。体现了他们所擅长的演绎及推理能力，如“投射测验”里的量化分析等。<br>    中国先秦哲学，比之西方哲学，是在领悟人生而不是科学地对世界进行本体论的分析，因此它对人格的界定也自有特色。以人世为主的儒学为例，它既重视个人之适当发展以谋取社会幸福，同时亦重视社会责任以至个人人格之完善。个人不可侵犯之尊严与价值是儒家人格的核心信念。儒学是孔子对已经崩坏的礼乐文化进行反思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它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与传统，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人生的平衡。这种实践理性的特征，首肯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感。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并以“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来定义人格的最高境界，《中庸》也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天下之达德”乃知、仁、勇的完美结合。其中知是指认知，是一种理性的品格，富有判断、推理的功能，能自觉地主导和支配行为，如《大学》所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便是诚意、正心、修身的前提和基础。仁是保证个体履行等级制度的社会义务与责任的文化目标。“恭宽信敏惠”是仁德的具体德目。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论语?里仁》）；“求仁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贵族社会所推崇的君子人格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而孔子所提倡的新君子人格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才能结构和道德水平。孟子又提出了大丈夫的人格标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那么如何才不受境遇的影响且坚持人格尊严的原则呢？他提出以个体道德自律来树立伟大品格，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是一种个体自发的善良本性的内在要求。荀子则着眼于个体修养必须服从于社会规范的整体统治，以“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来肯定人与天地并立的奋斗精神，极大地充实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内容，加之他吸收了墨家、道家、法家中冷静理智与重实际经验的历史因素，使儒学成为人类生存的实践力量。逮至汉代，儒学经官方的改造而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并逐渐向两个层面发展，其一，是证明君权神圣陛的神学目的论；其二，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名教。先秦儒学朴素的理想性和文化制衡意识变成了塑造国家管理者人格的思想工具。<br>    由此可见，儒家是从群体观念和等级观念出发来确定人格的，因为社会是人群组合而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故强调既要有独立的意志，又要“爱人”、“济众”，力争成为人格最高典范的“圣人”。同时，儒家的人格标准最重视道德价值，其对人格的理解是建立在人伦意识的范畴之内的。<br>    二、屈原与司马迁人格研究述略<br>    屈原生活在社会变化剧烈的战国后半期。社会结构的变革，西周传统政教的失范，使“士”这一阶层觉醒，他们持“道”不屈，敢与王侯分庭抗礼；他们对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追求激发了生活在这一热情时代的屈原的心志与理念。他是被现实的烈火焚烧得只剩下灵魂和人格的光芒的饱经忧患之士，他对人生、家国的忧患意识，正是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开拓精神世界的情感动力。因此，对屈原人格的研究一直是历代学者的关注热点之一。<br>    在西学传人中国以前，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提“人格”，往往定义在人类至高的道德品性的含意之上，甚至等同于品格（人品）。其实品格仅指人格的一部分，阿尔波特认为它是“估值的人格”（Personality evaluated），即“人格的尺度”，品格仅限于对人的伦理道德的定义，只能说人格愈健全，品格愈高尚。清代以前的《楚辞》学者没有用“人格”一词来评价属原，但在他们的评述里已包容了“人格”的某些层面，主要集中于属原的道德情操与爱国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梁启超首次将西方心理学词语“人格”运用于屈原的研究，这才对其性格和品德有创新的阐发。<br>    在试图以淡泊无为、蹈虚守静的道家统领百家的西汉淮南王刘安的笔下，屈原俨然是一个超于世俗的高士，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br>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也引用了这段话来礼赞屈原的人格，他除了钦慕古典的孔子而外，和他的浪漫气质最相吻合的恐怕就是屈原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与屈原正直忠贞的人格被楚王及其群小所摧折而作《离骚》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史记?屈原列传》的字里行间浸润着作者深挚而沉痛的同情，他为屈原垂涕，为屈原讴歌，他明白屈原孤身与“愚妄战”的坚韧不屈，明知自己力量的单薄，但为着正义与光明，依然是“终刚强兮不可陵”。<br>    东汉，儒家思想已成读书人的绝对信仰，“尊儒”意识之积淀长达两百年之久。《后汉书?儒林传》所载明帝即位之后，“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离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皮锡瑞称这一段为“经学的极盛时代”。儒家伦理的核心就是君臣忠义，君臣忠义是维护大一统政权行之有效的伦理思想准则，也是国家政治的内在凝聚力。西汉初年，士人在学术尚未定于一尊之前，还对战国士人的遭际和行事怀着一种渴慕与向往，但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这不过是徒然的梦想罢了。大一统权威是唯一的、不容异己的力量存在，绝对忠诚与认同政治权威是臣民天经地义的课业。儒学为帝王所欣赏，正是它对捍卫君权地位有无比的效力。《后汉书?儒林传》称儒学之效曰：“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故汉初的思想家从贾谊到董仲舒，均把以儒家礼仪原则构建的君臣关系作为立国之本。君臣忠义在东汉集权专制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又得到极大的宣扬，它是维护统治秩序的软件，故思想家们从人类的事亲之孝推而广之，扩大到君臣忠义，君臣名分得到空前的巩固，这对汉代士人的事君热情与忠诚，的确起了一番作用。在此种时代氛围和世代守儒的家庭环境的双重熏染下，班固自幼“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后汉书?班彪列传》）。他虽也有豪迈奔放的《封燕然山铭》，但“纬六经，缀道纲”的儒家经学锁链束缚了他的凌云壮志，其心灵充溢着对朝廷与儒教的一片笃信之情。所以他的《离骚序》完全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离骚序》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淑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氏之论完全是儒家经学禁锢下的思想偏见，他说屈原“露才扬己”也正是从苛刻、严格意义的君臣之道来批评的，他认为屈原不加克制和隐藏的情感表现，不符合臣属的行为规范。<br>    作为朝廷重臣的属原，与凭借血缘关系获得个人权威资格的楚王之间是地地道道的君臣关系。在处于世族权威（家长制）统治之下的楚国，屈原首要的是服从并忠诚于权威（楚王）和宗族中的长辈（父子关系的扩大和投射），他始终生活于宗族圈内，已接受了这种生活意识，屈原要实现“美政”理想，也只有通过楚王的权势方可奏效。屈原的“道”（真理）和楚王的“势”是一种天然的从属关系，不可抗衡。屈原“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惜诵》），“何独乐斯蹇蹇兮，愿荪美之可光”（《抽思》）。朱熹说：“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楚辞集注》）但他忠君效国的品行，在当时并未得到楚王的重视，是汉人基于自身时代伦理宣传的需要，认同并极力抬高了屈原的忠君人格。如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说：<br>    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中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考，终寿百年，盖志士所耻，愚夫所贱也。<br>    宋代朱熹居官10年，后40年从事讲学和著述。他注《楚辞》之时，国家仅余半壁江山，南宋面对强大的金人的威逼无能为力，朝廷内部对主战与讲和分歧很大，朱熹力主抗金，故他在《楚辞集注》书中竭力颂扬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序》）和高尚品质，寄寓自己的爱国之情，斥责杨雄失节于新莽，为“屈原之罪人，《反骚》为《离骚》之谗贼”。朱熹的目的在于对当时主和派的民族投降主义实行间接批评。<br>    明末清初的《楚辞》学者，因明代江山落于清人之手，他们从民族感情与个人仕宦的志节而言均不能接受现实的变故，多从自身与屈原的切肤之痛和亡国之悲的共鸣来阐释《楚辞》，他们讴歌的是屈原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个人节操。如黄文焕“憔悴约结，视屈百倍”，他在《楚辞<br>    听直》的《凡例》中说：“朱子因受伪学之斥，始注《离骚》。余因钩党之祸，为镇抚司所罗织，亦坐以平日与黄石斋前辈讲学立伪，下狱经年，始了《骚》注。屈子两干余年中，得两伪学，为之洗发机缘，固自奇异。而余抱病狱中，憔悴枯槁，有倍于行吟泽畔者。著书自贻，用等‘招魂’之法。其惧国运之将替，则尝与原同痛矣。”书中黄氏反复强调屈原的“忠”，借以寄托自己的牢骚不平。再如王夫之，挫折与痛苦多多，特别在追随桂王的抗清复明斗争中艰苦辗转，时遇小人之谗，历尽苦辛，故他在《九昭自序》中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其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故作《九昭》“以旌三闾之志”。王夫之在对屈原气节与品德之赞誉中，抒发着自己的身世之慨，“更为通释，用达微言”（张仕可《楚辞通释序》）。他对屈原的旷世同情与深沉共鸣，浸润在字字句旬之中，如对《九歌》思想主题的理解，王逸以为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楚辞章句?九歌序》）。王夫之另创高见，他说：“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但其情真者其言恻，其志莞者其音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悱和离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楚辞听直?九歌解题》）<br>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西学东渐，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理与话语表述得到翻新。梁启超把西方史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带到古典文学的研究之中，他认为文学必须是“审美的”、“情感的”，于是提出杜甫乃中国之“情圣”，这一文化背景左右了他对屈原的认识。他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楚辞）解题及其读法》中的第三部分和《屈原研究》一文中，运用西方心理学词汇“性格”来剖析屈原。在这之前的《楚辞》注家触及到了屈原人格中的品质、性情部分，但只是人格的局部研究。梁氏从历代注家书中，勾稽屈原的行迹，对屈原的性格作了概括，驳斥了司马光以为屈原“过于中庸，不可以训”与《通鉴》删屈原事迹不载的观点。他说：“屈原性格诚为极端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梁氏还分析了屈原理想人格之追求与楚文化的格格不入；儒家人格理想自身与现实政治的冲突，使屈原处于“两难”的矛盾纠缠境地，最后在绝望中自沉。<br>    另一位受梁启超影响的学者支伟成，在《楚辞之研究》一书的《自屈原作品中体现之屈原人格》部分，认为屈原“少年时代”“即抱与恶浊社会奋斗之决心，常恐悠忽失时，故曰：‘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毗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屈原有“改革社会之根本观念”：“屈原在哲学上，本有高超之见解，其思想颇与老子、庄子相近。惟悲悯人生，不忍舍弃，故曰：‘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