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与屈骚
一
《女神》的评析与郭沫若屈原观的讨论历来都是整个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前者，西方浪漫诗学、个性主义、古今中外的泛神论思想都得到过深入的、全面的和反复的阐述，对于后者，又显然主要同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及历史剧创作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屈原与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关系，特别是屈骚与《女神》的精神联系，则始终没有展开过更细致更认真的开掘。我认为，这一现象（我称之为“学术盲点”）的存在有它充分的根据，但也由此而失去了一个解剖《女神》内核的机会。
追溯《女神》研究史我们可以知道，闻一多1923年的两篇评论提出了《女神》研究中最早的权威性结论：《女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但也显得缺少“地方色彩”，即民族特色。无论后人对闻一多的这番评论作怎样的修正，有一个基本的思路是不曾改变的，即都是将《女神》置于引入西方文化、西方诗学以改造中国旧文学、建设中国新诗这一背景上来加以认识，在这样一个基准上，郭沫若的一些自述也就得到了格外的重视，比如他说：“我短短的做诗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太戈尔式”，“第二段是惠特曼式”，“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
在中国新诗作为“史”的进步意义上，最充分地开掘《女神》的时代精神、外来影响这绝对无可指责，但是，任何理论性的阐释在就对象作出更清晰的判断之时却也同时意味着某种令人遗憾的“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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