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也曾有过没有忧郁没有痛苦的时候。五四运动在四川掀起浪潮之后，十五六岁的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他走上街头撒传单，坐进阁楼编杂志，或者参加集会。孤独寂寞消融在年轻人的友爱之中，忧郁也被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的急切愿望和热情所代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随处散发我的热情，我没有矛盾，没有痛苦。”（《片断的记录》） 没有矛盾没有痛苦，假如真能永远如此，该是多么美好的梦！忧郁也好，痛苦也好，本不该属于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对信仰对未来充满浪漫情感的年轻人。可是，在我看来，没有了忧郁，没有痛苦，一颗透明的心，一种单纯的感情，又怎能去感受丰富复杂的现实呢？ 巴金后来未能像早年那样继续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转而走上了文学之路。于是，他为此感到痛苦，于是，他几乎无休止地自责。自创作第一部小说《灭亡》起，他就陷入极度矛盾的痛苦之中。理想与现实，爱与恨，思想与行为，理智与感情，等等；一对对相互冲突的矛盾折磨着他的灵魂，他又将之化为文学形象。他自责，他抱怨，他把当一个文学家视为自己人生的一大失败。他甚至将这一切归于他的忧郁性格。一九三三年他便说过汶样的话： 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苦痛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但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我的孤独，我的痛苦，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找寻来的。对于这我不能有什么抱怨。（《新年试笔》） 每次见到巴金，我都会想起他对自己的这种自责，我真想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错了。你的忧郁性，你的性格并没有毁坏你的幸福。”我觉得，他自己可能没有清醒意识到，这种性格这种痛苦对他本人，对中国文学和社会意味着什么。他也没有自觉地去比较，这种痛苦与早年那种热情、单纯、幸福，哪一种更有意义。我看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他的小说，他的文字，才会那样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因为生活中，人们原本就有着各种各样精神上的痛苦。读《爱情三部曲》，读《激流三部曲》，读《随想录》，不同时代的读者，都会从中找到感情的、思想的共鸣。如果说一个人的幸福不只是限于个体，而是应将之置放于更为广泛的范围来理解，那么，对于巴金：有那么多的人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迪，得到安慰，也包括得到美的享受，并且因这些文字，人们而敬仰他的人格，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吗？他没有实现成为理论家政治家的愿望，却完成了一个文学家、一个思想家的跋涉，通过由忧郁和痛苦而升华的思想情感，获得了一种他未能预料到的、永恒的精神幸福。冰心所说“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是否就是我所理解的这种含义呢？ 不过，我自己也时常陷入一种理性和感情的矛盾之中。从理性上说，我信服上面那些我对巴金幸福的表述。可是，当坐在巴金面前看着他苍老的面孔时，我又深深同情起这位老人。我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他活得太累，太不潇洒，太不超然。
从年龄来说，“文革”之后他本可以早早将忧郁和痛苦忘掉，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完全可以由别人来做。他也不必做那么多的噩梦，在梦中，在梦醒后揪住自己的灵魂拷问，做那么多的忏悔和解剖。小小文坛有多少丑恶的、卑鄙的人与事在人们眼前表演过，人们怎么会在乎他这个并没有失去善良和正直的老人曾经有过的那些小小过失。他那种身体，那种在“文革”中失去妻子之后的凄凉心境，本该让清风、阳光、鸟鸣来慰藉，安度一个平稳轻松的晚年，何必再让许许多多的从未间断过的误解和歪曲来折磨他的心灵。可是，性格就是这样顽固，它使巴金不能不在忧郁和痛苦的驱使下，重又走文学的路，思想的路。有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思想，他只能活得如此之累。
一次到上海去看他，那是在一九九一年的十月。北方已是深秋，每天早上起床走到窗前，都能看到一夜之间地上又撒满了落叶。上海还没有这种萧瑟，巴金的庭院里，小草依然青青，阳光照在身上，尚觉得有些暖融融的。
在上海的那些天里，虽然见到他好几次，但基本上没有像过去那样采访他，与他长谈。在见到他之前，我刚刚读过他写给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又一次强调说真话。他这样说：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 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我的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我提倡讲真话， 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 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
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 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因为病，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 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 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动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的 一切。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