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学者庄英章在探讨客家历史文化的时候指出：“要展现客家文化的特殊性，不能停留在种族中心论（汉文化或客家文化中心）的视野，必须从族群互动的角度，尤其是采贯时性的历史社会变迁角度，来探讨客家社会在不同区域发展的族群关系与历史文化过程。”①这个论述告诉我们，要了解一个族群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应该考虑族群互动以及族群关系，而且要从历时的角度去看问题。在甘洛县，彝族是这个地区人数最多的族群，可是彝族在凉山地区、四川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环境来看，是一个弱势的少数民族。甘洛县的另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尔苏人与彝族相比较起来，就成了更为弱势的“少数民族”。②
我曾经研究过甘洛县尔苏人的族群认同建构的情况，认为尔苏人的族群认同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彝族的互动中得以强化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实施，地方政治和经济被较多地分配在这个自治州内的“主体民族”彝族的手中。彝族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是和尔苏人息息相关的群体，不管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曾影响过尔苏人。彝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能从国家得到的资源和权力，尔苏人也希望获得平等的机会。而国家能够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的途径之一是确定尔苏人的“民族”成分，不同的“民族”可能获得不同的资源。这种与彝族的比较和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尔苏人族群认同的选择。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R．Leach）在50年代对卡钦人的研究中，已经明确指出，卡钦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族群，是因为他们与周边族群的族群互动中产生的。他们是在与周边族群的互动交往中建构自身族群认同的。甘洛县尔苏人的情况，不管是认同藏族的也好，要求被承认为“尔苏族”的也好，人们在选择相应认同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与周边族群特别是与彝族的互动中产生的。换句话说，与彝族的族群互动关系影响着尔苏人的族群认同抉择。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