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君士坦丁堡奠基 君士坦丁的政治体系及其成就军事纪律和训练 宫廷 财政（300 A.D.-500 A.D.）
须知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最后一位敌手是气运乖戾的李锡尼（Licinius），战败的君王成为俘虏，只能装饰胜利的光辉。中兴之主度过安宁和昌盛的统治时期，把罗马帝国留给继承的皇子，再加上新的都城、政策和宗教。况且，他所推行的改革受到后代统治者的奉行和推崇。君士坦丁和他的诸子在位期间，发生多起重大事件，历史学家一定要全力以赴，才能将只有时间联系的各种场面，一一整理出大致的头绪，否则便会因量多事繁而无以为继。在叙述加速帝国衰落的战争和变革之前，应该先详细说明有助于帝国强大和稳定的政治制度，采取古代对世俗和教会方面尚未知晓的分类原则，就教诲和批判的立场，对于基督教的胜利及其内部的纷争，提供足够而确实的史籍数据。
一、君士坦丁堡建城的源起及其形势（324 A.D.）
李锡尼战败黯然引退，获胜的君王建造一座城市，命中注定要在争胜之地统治未来的东方，使君士坦丁的帝国和宗教能够万古长新，永垂不朽。戴克里先当初迁都的动机，不知是出于刚愎自用还是策略需要，要从古代政治中心脱身出来。后继者拿他当榜样一直沿用四十年，显示这个动机的力量确实强大无比。罗马的地位已没落，原来附属的王国，慢慢否认这个城市在政治上具有最高权力。一位黩武好战的君王出生在多瑙河地区，在亚细亚的宫廷和部队里接受教育，为不列颠军团拥立称帝，当然会对凯撒的国土冷漠以待，视若无物。意大利历来把君士坦丁尊为救星，只是他偶尔会移樽就教。他向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发布的诏书，大家都会非常恭敬的接受，但是自皇帝登基后，人民很少有机会一睹天颜。君士坦丁在精力充沛的壮年，统治着广阔的国土，根据和平与战争的情势，一直亲身在边界上活动，无论是和缓而庄严的行进还是不辞辛劳的戒备，时刻都准备与外来或国内的敌人一战。随着他逐渐抵达巅峰时期，年龄日益衰老，开始预想定都在永久的位置，保持王权的实力和威严。
君士坦丁认为最佳地点位于欧亚边界，可以部署强大的兵力，一方面用来压制居住在多瑙河和塔内斯（Tanais）河之间的蛮族，另一方面对波斯保持警觉，该国国王受到屈辱条约强加在身的束缚，始终感到怒气填膺。戴克里先当年基于这些考虑条件，大张旗鼓建设尼科米底亚（Nicomedia）的行宫。这位教会保护者始终憎恨死去的戴克里先，何况他有雄心大志，想建立名声能永垂不朽的城市。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交战的后期阶段，有机会从军人和政要的立场，反复考量拜占廷举世无匹的绝佳位置，不但自然条件可以拒止外来敌人的进攻，同时交通极为方便利于通商贸易。早在君士坦丁很多代之前，便有一位高瞻远瞩的历史学家，曾指出这个地点的位置有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身为希腊实力弱小的殖民地才能掌握海上霸权，有幸成为独立而繁荣的城邦国家。
我们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响亮的名气来衡量拜占廷的范围，这座皇都的形状近似不等边三角形。钝角的尖端指向东方和亚洲海岸，直逼色雷斯?博斯普鲁斯（Thracian Bosphorus）海峡的波涛；城市北部以海港为界，南面濒临普罗蓬提斯（Propontis）海或称为马尔马拉（Marmara）海；三角形的底部对着西方，邻接欧洲大陆。周围的陆地和水域的形势和分布情况，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不加以详尽说明，很难了解清楚。
黑海的水流经过曲折海峡，日夜不停迅速奔向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不仅历史留名，在古代神话更是众所周知。绿树成荫的陡峭海岸布满了庙字和神圣的祭坛，充分显示希腊航海家的无能、畏惧和虔诚，一心想要踏着阿尔戈（Argonauts）号英雄人物的足迹，重新探访险恶的黑海。这一带海岸长期流传着的故事，像是淫荡的鸟身女怪占领菲纽斯（Phineus）神殿，以及森林之王阿密库斯（Amycus）在塞斯图斯（Cestus）向勒达（Leda）的儿子挑战。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尽头是库阿尼恩（Cyanean）礁岩，据诗人描述，之所以全部浮在海面上，那是天神为防止俗人因好奇而窥探，特意用来守护黑海入口处的屏障。从库阿尼恩礁岩到位于拜占廷顶端的港口，蜿蜒曲折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长十六哩，宽度一般在一哩半左右。欧亚两大陆上修筑的新城堡，建立在塞拉庇斯（Serapis）和朱庇特?乌利乌斯（Jupiter Urius）这两座著名的神庙之上；希腊皇帝修建的一些老城堡，占据海峡最狭窄部分的地区，相距对岸突出的海滩不过五百步而已。
这里的要塞在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 Ⅱ）企图包围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曾全部重新整修，增加守备强度。土耳其的征服者可能不太清楚，在他统治时期近两千年以前，大流士（Darius）曾经选定此地，修建一座把两个大陆连接起来的浮桥。距离老城堡不远处，有个被称为克利索波利斯（Chrysopolis），或称斯库塔里（Seutari）的小镇，这是君士坦丁堡的亚洲郊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逐渐展开与普罗蓬提斯海会合时，正好穿过拜占廷和卡尔西顿（Chalcedon）之间的一片海域。卡尔西顿还要比拜占廷早几年由希腊人修建完成，缺乏眼光的建造者竟然没有从地理位置的形势来加以考量，海峡西岸显然比东边更为优越，这种糊涂作法一直受到后人讪笑。
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可说是博斯普鲁斯峡的一条臂膀，有金牛角（Golden Horn）的美称，是指弯曲的部分像公鹿的犄角，或者该说更像一头公牛的弯角，“金”字更是生动的形容，因为各种财富从最遥远的国家被四时不断的季风，吹进君士坦丁堡安全而宽广的海港。吕库斯（Lycus）河由两条溪流汇合，不停向海港注入淡水，不但可清除水底污物，还为定期返回河口的鱼群提供适合的栖息地。整块水域几乎感觉不到潮汐涨落，港口水深恒常不变，船上货物不需小船接驳，可直接运上码头。这里经常停靠许多庞大船只，船头靠在码头的栈房边，船尾还在水面漂浮。从海港里的吕库斯河口，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臂膀长度有七哩，但是入口处却仅宽约五百码，必要时横拉起一根粗大铁链，可以保护港口和城市不受敌舰袭击。
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Hellspont）海峡之间，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同时从两边向后延展，环抱着马尔马拉海，古代称之为普罗蓬提斯海。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进口，一直到赫勒斯滂海峡的出口航程约为一百二十哩。要是有人经过普罗蓬提斯海的中部向西航行，跃入眼帘的景色是色雷斯和比提尼亚（Bithynia）在远方的高地，背后高耸奥林波斯（Olympus）山终年积雪的峰峦。左侧愈离愈远是一个深入陆地的海湾，戴克里先的皇都尼科米底亚位于海湾的底部。再就是经过库济库斯（Cyzicus）和普罗科那苏斯（Proconnesus）等几个小岛，然后才能在加利波利（Gallipoli）抛锚停泊，到了这里，分隔欧亚两大洲的这片海域又收缩起来，再度成为一条狭长的海峡。
地理学家利用最精确的测算方法，探勘赫勒斯滂海峡的形势和范围，算出这条出名海峡的曲曲折折水道有六十哩长，一般宽度为三哩。现在海峡最狭窄之处，是土耳其古老的城堡北面，塞斯图斯与阿比杜斯（Abydus）之间的一段海面。勒安得耳（Leander）为获得爱人芳心，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游过惊涛骇浪的急湍海流；薛西斯（Xerxes）为将一百七十万蛮族运往欧洲，在两岸距离不超过五百步的地方，用船只搭起了一座硕大无比的浮桥。在收缩得如此狭窄的海面，看来构不上“宽广”两字的称呼，荷马和奥尔甫斯（Orpheus）倒是经常用来形容赫勒斯滂海峡，可见人们对大小的概念原是相对的比较。沿着赫勒斯滂海峡前进的旅客，尤其是那位诗人，在蜿蜒曲折的海流中随波荡漾，极目远望像是抵达天地的尽头，四周的田园风光，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忘却大海的存在。想象力很容易让他把这条海峡，看成是宽广奔腾的河流，急湍的溪水在森林和陆地之中流过。最后通过一个宽阔的出口流入爱琴海，或称多岛之海（Archipelago）。
远古的特洛伊（Troy）就坐落在艾达山（Mount Ida）山脚一个小高地上，居高临下俯视着赫勒斯滂海峡的开口处，西摩伊斯（Simois）河和斯卡曼德（Scamander）河是注入海峡的两条小河，永不干涸的水流要算增加的水量，真是微乎其微。当时希腊人的军营沿着海岸延伸大约十二哩，从西格安（Sigean）到罗提安（Rhoetean）海岬，大军的两翼高举阿伽门农（Agamemnon）大纛，选出最勇敢的精锐部队担任守卫。这些海岬中第一个先被阿喀琉斯（Achilles）率领所向无敌的迈米登人（Myrmidons）占领，英勇无畏的埃阿斯（Ajax）便在另一个海岬安营。过分傲慢的埃阿斯，终于被忘恩负义的希腊人当成牺牲品，坟墓就建在他曾经极力加以保护的水师附近，使得那个地点免得遭受愤怒的约夫（Jove）和赫克托耳（Hector）所摧毁。后来在这里兴起的罗提姆（Rhoeteum）小镇，居民将埃阿斯奉为神明。君士坦丁在最后选定拜占廷之前，曾想到把帝国的中心建立在这著名的位置，据传说罗马人最早在此生息繁衍。他首先想选来作为新都城的地址，便是位于古特洛伊城下方，面对罗提安海岬和埃阿斯坟墓的广阔平原。尽管这计划很快就被放弃，在这里留下未完工的雄伟墙壁和城堡，至今每位航行经过赫勒斯滂海峡的旅客，仍旧受到吸引会特别注意。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君士坦丁堡的确据有优越地位，仿佛是大自然专为君主国家设计的政治中心和首都。这个位于北纬四十一度在线的皇都，正好从所坐落的七个小山，俯瞰着欧、亚两大洲海岸；气候温和宜人、土地肥沃富饶、海港宽阔安全，坐落大陆边陲一个面积狭小的范围之内，防守容易。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等于君士坦丁堡的两道大门。当敌军从海上来犯的时候，可以闭关自保，又能随时为前来贸易的船队敞开大门。东部各行省所以能生存发展，应该归功君士坦丁的政策。黑海地区的蛮族在上一代大动刀兵，曾经进入地中海腹地，现在知道无法超越坚固的屏障，被迫终止海盗行径。即使这两道海峡的大门全关闭，都城依靠所圈入的宽广土地，仍能生产各种物品，满足居民的生活所需和奢华要求。在土耳其高压之下呻吟不绝的色雷斯和比提尼亚海岸，靠着葡萄园、果园和农业收成，呈现富饶的景象。普罗蓬提斯海以鱼类资源丰富著称，有些鱼到了汛期，无需任何技术，也不必花费多少劳力，便可大量捞捕。等到两个通道为对外贸易完全敞开，可以按照季节变化，轮番接纳来自南面和北面，黑海和地中海的天然物产和人工财富。从日耳曼和西徐亚的森林直到遥远的塔内斯河和玻里斯提尼斯（Borysthenes）河的源头，所有能收集到未曾加工的产物，欧洲或亚洲的工匠所能制造的任何手工艺品，加上埃及的谷物，印度运来的宝石和香料，始终随着季节的风向，行驶进入君士坦丁堡港口，连续许多世代，此处一直是古代世界的商业中心。
君士坦丁堡同时具备了美观、安全和富足，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选择极为正确，不应引起质疑。但是不论在任何时代，一个伟大城市的诞生，总得和神话传说或圣贤英雄联系在一起，才能显示出伟大和威严。皇帝不愿居功过多，把全部责任包揽在己身，归之于神意的安排，更可以万无一失，根基永固。他在一份法规里告诫后代子孙，完全听从神的旨意，为君士坦丁堡奠定千秋万世的基础。这方面，尽管没有说明上天如何启发他的‘心灵，谦虚的沉默所留下的遗憾，却被后世的作家凭着聪明才智获得补充。他们详细描绘君士坦丁夜宿拜占廷城内，神明在他的睡梦中显灵的情景。拜占廷的守护神，像一位年迈体衰的老太婆，忽然在他面前变成如花似玉的少女，于是他亲手用帝国一切伟大象征，作为她的装饰。君王醒来后对吉利的梦境，仔细揣摩预兆，接着就遵从天命毫不迟疑尽快办理。凡一座城市或殖民地奠基命名之日，罗马人总按照传统规定，古老的习惯多半带有迷信观念，不惜一切花费也要举行隆重庆典。尽管君士坦丁想要减少异教味道过于浓厚的仪式，却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处心积虑要让在场的臣民，留下威严而充满希望的深刻印象。皇帝手执长矛，步行在庄严队伍前，领导众人划出未来城市的界线，圈入的范围愈来愈大，一直到随从在惊愕之余，不得不壮着胆子告诉他，划入市区的地面超过巨大城市的最大面积。这时他说：“我还得继续前进，直到引导我的神灵叫停为止。”对这位超凡人圣的领导者，我们不想继续揣度他的性格或意图，还是实地描述一下君士坦丁堡的边界和范围。
二、君士坦丁堡的范围和主要的建筑物（324 A.D.）
就这座城市的实际情况来说，称为“后宫”的宫殿和林园据有东面的海岬，就是七座山丘的第一座，占地大约一百五十英亩。土耳其人戒备森严和专制统治的建筑物，正好兴建在希腊共和国原来的基础上。不过也可以这么假定，当时的拜占廷人看到海港有很方便的条件，急于想超过现在后宫的界线，向港口扩大他们的居住区。君士坦丁新建的城墙，横跨三角形比较宽阔的腰部，在古老的工事相距十五个斯达底亚（stadia）的地方，从港口直接兴建到普罗蓬提斯海。城墙将古老的拜占廷包括在内，把七座小山的前五座都容纳进去。在走近君士坦丁堡的人看来，这七个山头一层高过一层，景色极为壮观。城市的奠基者死去约一个世纪之后，新的建筑物一面向上方的港湾发展，另一面沿着普罗蓬提斯海延伸，已经覆盖第六个山丘狭窄的山脊，以及第七座山丘宽广的山顶。
年轻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为保护城郊地区，不受蛮族长年的骚扰，兴工建造长度足够的永久性城墙，把整座城市围得固若金汤。从东面海岬到金门，君士坦丁堡最长的直径约为三罗马里，周长在十到十一罗马里之间，按英制计算面积大约有两千英亩。现代旅客有时延伸君士坦丁堡的边界，把欧洲这边相邻的村庄，甚至亚洲的海岸全都包括进去，这种虚张声势过分夸大的作法，并无任何根据。不过佩拉（Pera）和加拉塔（Galata）这两个郊区，虽然在海港另一边，却可以视为城市的一部分。要是加上这两地的面积，有一位拜占廷历史学家将他的出生地，也就是这座城市的周长估算为十六希腊里（大约十四罗马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面积如此宽广的城市，作为一个帝国的首都是绰绰有余，但是君士坦丁堡在这方面，仍旧屈居于巴比伦、底比斯（Thebes）、古老的罗马、伦敦甚至巴黎之下。
……
前言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 A.D.1794 A.D.）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运用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启蒙时代的哲学理念，写出英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公元2世纪一直叙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伟的史观加上优美典雅的风格，不仅是学术名著，更是文学杰作，两百年来傲视西方史学界，要是与我国的史书相比，誉之为欧洲的《史记》和《汉书》亦不为过。
一、 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生平
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业发达的军事承包商，从威廉三世的大陆战争获得巨大的财富，后来从事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因为船难事件遭受重大的损失，全部财产从超过十万英镑减少到一万英镑，他仍然没被厄运所击败，重新站起来奋斗，等到1736年去世之时，再度成为有大批资产的财主。他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吉本生于1707年，就读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Emmanuel）学院，后来成为彼得菲尔德（Peterfield）的国会议员，在1734年进入下议院，娶朱迪思?波滕（Judith Porten）为妻，生育七个小孩，除长子外均夭折。
1737年4月27日，吉本诞生于帕特尼（Putney），是家中的长子，名字仍旧取为爱德华，出生后六个月祖父过世。小爱德华幼年体弱多病，多次濒临死亡边缘，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顾，靠姨母凯瑟琳?波滕（Catherine Porten）看护，等到他十岁时母亲过世，由姨母抚养，自小培养博览群书的习惯，启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姨母在1786年去世，吉本把她称为“生命中幸福和荣誉的泉源”。吉本在入学前延请家庭教师启蒙，然后进入金斯顿（Kingston）小学，1749年就读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中学。吉本到校极不适应严厉的求学环境，后来把它称为“充满恐惧和悲伤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时前来为学校办一个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学度过两年时光。1750年，他罹患神经性疾病，被送到巴斯（Bath）温泉地区去疗养，停止正规学校教育，完全请家庭教师教导，后来他父亲带他回乡，家中藏书甚丰，每日以读书为乐。他在自传中提到，十二岁那年是他心智开启的一年，对尔后影响甚大，发现历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粮，到了十四岁已经将主要作品阅读完毕，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建立大致的轮廓，并力图解决有关编年的困难问题。他早年的研读除受教于姨母指导外，完全是自我苦读的结果，终其一生历史写作从未询问他人的意见，这种特殊的风格成为他的标志。同时他从幼年起，对希腊文和拉丁文都已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可以流利的阅读和书写。
吉本在自传中提到身体在1751年突然转好，于是他的父亲老爱德华决定将他用自费生的名义，送入牛津大学的莫德林（Magdalen）学院。1752年4月，吉本到校，发现自己的学识让教授感到惊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则是一窍不通，这时他学习的重点在“世界史观”，尽情阅读校中有关阿拉伯、波斯、犹太、蒙古和突厥的历史著作。未过多久，他对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满，失去学习的兴趣，他的导师“只记得束修，不愿负责任”，对他的研究项目根本无力指导，在完全放任的状况下，吉本经常逃课出游，校方根本不管。
吉本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宗教的争议产生兴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响，学习的重点转向神学，为了反抗大学有关国教教条的信奉问题，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1753年6月8日在伦敦经由神父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后来他虽然辩说当时过于幼稚，但纯粹是思想上发生转变所致。
他父亲得知信息极为愤怒，一则大学无法容许改宗行为，势必离校；再则按当时规定，吉本失去在政府机构供职的资格。于是老爱德华采取补救措施，为了不中断教育，便将儿子送到瑞士的洛桑（Lausanne），寄宿在加尔文派（Calvinist）牧师M.丹尼尔?帕维拉尔（M. Daniel Pavilliard）家中。
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达洛桑，开始瑞士第一次的五年居留期间，学习的环境完全改观，信仰的问题未能解决，再加上家庭发生事故以致经济拮据，最初他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后来提到这段时期，却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各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对老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帕维拉尔牧师是学识渊博的明师，也是循循善诱的长者，对于新来的学生有极好的印象，愿意尽心来解决宗教和学业的问题，他为吉本拟订周详的学习计划，重新安排研究的重点，让他养成有秩序的读书习惯。在帕维拉尔全力的教导下，古本受益匪浅，精读古典和现代的名著，研习数学和逻辑学，最重要的是通晓法国文学和哲学，也能用流利的法语与人交谈，对他尔后产生极大的影响。
由于对文学的钻研，不仅扩大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也养成一生为文简练精确的风格，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运之舟正好搁浅在莱芒（Leman）湖岸”，并且推崇帕维拉尔是“心灵和知识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认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广泛讨论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问题，对于法国启蒙哲学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和伏尔泰（Voltaire）等人的著作，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哲学、诗歌、戏剧、小说、神学和形上学等，使得吉本的眼界开阔，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同时，当伏尔泰在洛桑居停时，他有幸前往拜会，相谈甚欢，要说吉本不受他的影响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吉本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义的精义，更对宗教迫害和宗教偏执造成的恐怖、政府与教会的狼狈为奸、战争的消耗与损失、迷信行为的荒谬等，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指责。
吉本离开英国的主因是宗教，来到瑞士一年半的时间，深思熟虑后，终于放弃天主教，1754年圣诞节公开回皈基督教新教；后来，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件事，有点避重就轻的说道：“我在洛桑时，终止对宗教的探索，虔诚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认可的信条和教义。”他承认帕维拉尔的开导解开心中的疑虑，主要还是经由自我反省，认识到《圣经》记载的神迹，无法为人类的感官所接受，从此宗教问题带来的困惑迎刃而解，随着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认知，以及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接受法国启蒙哲学家采取自然神论的立场，否定“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念，从而掌握《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点，不遗余力反对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体系和信条。
1755年他的父亲继婚娶多罗西亚?巴顿（Dorothea Patton）为妻，特别来信告知，并提到当年就是这位女士推荐的医生，才治好小爱德华的病，从此他和继母之间相处融洽，曾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敬爱她，一直把她当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亲。”
他在二十一岁生日前夕返家，虽家中景况大不如前，他父亲仍答应每年给他三百英镑；他提到在洛桑认识女友苏珊?屈尔绍（Suzanne Curchod），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天资敏慧，双方已经论及婚嫁。这时他的父亲和继母以为该女家庭贫穷，不是理想对象，要求断绝来往。吉本因孝顺其父，而且也无成婚的经济能力，只有分手，后来他提及此事无限唏嘘，曾说道：“我是个唉声叹气的情人，但却是个遵从父命的儿子。”他和苏珊疏远以后，还是与她成为终生的挚友，她后来嫁给任法国财政大臣的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因帮助其夫而享誉上层社会。吉本终生未娶，过着独身生活，但却性好渔色，这也是他被教会人士攻击的主要原因。
从1758年到1763年，吉本过着乡绅的生活，不是陪父亲参加各种宴会和打猎，就是在伦敦的文艺沙龙消磨时间，虽然也读很多的书，年届而立仍然一事无成，靠着父亲资助度日。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加入南汉普郡（South Hampshire）民兵部队，授上尉官阶，克尽职责。从1760年到1762年，他在军中服役两年，各种读书研究因而中断，但是也认识许多终生对他有助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请恢复军职，并升任少校，最后在1770年以中校军阶除役。后来他说过，军旅生涯的经验对他成为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这段时间，他利用空闲完成两本作品。
吉本的父亲在1770年去世，他过了两年繁忙的事业生活，在伦敦卡文迪什广场（Cavendish Square）定居下来，专心从事写作，同时也广泛参加各种应酬交际，认识许多文人学者，成为著名文艺沙龙的会员，1775年入选文会，与雷诺兹（Reynolds）和约翰逊（Johnson）交往甚密。由于吉本的父亲曾任彼得菲尔德选出的下议员，所以他能获得政治上的人脉，在1774年和1781年分别当选下议员进入国会，其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政治立场是维持英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同时他也是诺思爵士（Lord North）热心的支持者，尽力推动组阁事宜，虽然他在下议院有八年的时间，一直默默工作，对各项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极为正确而周详，但是生性保守不善言辞，始终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至于在政治方面无法一展长才。不过，却得到首相诺思爵士的赏识，担任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委员，年薪高达七百五十英镑，使他能过着优渥的生活。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四开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五百本在数日内售罄，立刻洛阳纸贵而轰动一时，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本，吉本自夸已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对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作极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会及宗教界人士，终其一生不断受到攻击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结束，此时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虑进行后续的写作。1782年诺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委派的职务也被撤销，对他的经济状况产生很大压力。他离开英国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静地撰写最后三卷，于1787年6月完稿。这几卷在1788年5月8日，他五十一岁生日当天出版。
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开始撰写自传《我的一生》，后来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乔治?戴维登（George Deyverdun）中风死于1789年7月，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吉本的身体很差，又忧虑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国发生大屠杀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处死，使他无法在洛桑过安静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恶化。1793年友人去世返英，旅途劳累致病况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伦敦圣詹姆士街家中，享年五十八岁。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的提到：“《罗马帝国衰亡史》使我获得世界的名声、荣誉和地位，死后毋须接受任何头衔。”
二、 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经过及其背景
吉本很早就从事写作，开始是在文学领域，居留瑞士期间，学习法文的同时也研究启蒙哲学，深感当代法国文人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忽视，1755年将西塞罗（Cicero）的作品译为法文，接着以两年时间，用法文写成《论文学研究》（Essai sur lEtude de la Literature），于1761年出版，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欧洲大陆深获好评，但本国则无人问津。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提到具备哲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不一定是历史家，而历史学家不管怎么说，要尽量做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哲学的历史观： 第一，强调以俗世为历史的焦点，人性重于神性；第二，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群体的需要决定一切；第三，力主人类社会的矛盾现象是常态；这也决定他尔后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一贯立场。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Sixth Book of Virgils Aeneid），史诗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写埃涅阿斯到地府寻求未来前程的神谕，得知罗马自开始对外征服直到凯撒为止的历史，所负神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当时权势极大的沃伯顿（Warburton）大主教对维吉尔的史诗，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加以歪曲和讥讽，虽然文人学者侧目而视，也都不置可否。吉本出版本书却在向沃伯顿的权威挑战，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之犊的道德勇气。
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会，加入当地文艺活动，认识很多终生相知的友人如乔治?戴维登、威廉?吉斯（William Guise）等人。到1763年得到父亲资助，准备用两年时间旅游欧洲，元月到达巴黎，拿着甚得好评的《论文学研究》作媒介，受到当时主持文艺沙龙的格弗琳夫人（Mme Geoffrin）另眼相看，得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达朗贝尔（Da’alembert）、爱尔维修（Helvetius）、霍尔巴赫（Dh’olbach）等人，接着前往洛桑拜见老师帕维拉尔，同时也认识贝克?霍尔罗伊德（Baker Holroyd），就是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ld）。他成为终生支持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协助出版尚未发表的文稿。
1764年4月吉本与吉斯离开洛桑，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整个夏季都在佛罗伦萨，秋天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个旅行因吉本的财务发生问题而中断，他在1765年6月回到英国。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传《我的一生》里，提到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因和动机：“1764年10月15日黄昏时分，我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听到神庙中传来赤足僧侣的晚祷声。我要为这座名城写一本书的概念，开始在我的内心酝酿成形。”
他原来只想写罗马城的衰颓，就像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听到罗马被阿拉里克（Alaric）攻破时，写出《上帝之城》那样，无意把整个帝国包括在内，但后来他的阅读范围扩大，思想领域更为广阔，决定将罗马帝国作为叙述的对象，又过些时日，才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他不无感慨说道：“我逐渐由期望进到构想，从构想进到计划，从计划而正式写作，哪里会想到最后会完成六厚册，消耗了二十年的岁月。”
刹那之间，吉本的精神与罗马合而为一，从1771年开始撰写，到1787年完成。由心灵的体会，进而贯彻力行，将罗马名城的颓毁，扩及整个帝国的覆灭。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一部万古常新、独领风骚的历史名著。
吉本的写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备尝，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能克服语文的隔阂和困扰，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看出： 直接引用的历史数据，从古希腊和罗马到18世纪的作家，有两百九十余人，书籍凡八百余种，有数千册之多，除此以外间接有关的材料，像是各种地方志、编年记、法典、地图、碑文、铭刻、奖章、钱币等，无不在搜集之列。他对数据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正确无误，不穿凿附会，不自以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程度，同时力求辞章的典雅和文字的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尚，全书的文章富于理性之美，气势博大雄伟，如江河之滔滔不绝。第一卷问世后，各方的赞颂纷至，推许为历史名著，也是文学杰作，等到20世纪以后，学者一致认为他已文胜于史。
18世纪以来，治罗马史的重心在大不列颠，可以说是名家辈出，较之意大利本国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固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说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开个人研究的先河，创造光辉的成就，当然会引起后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纪以后，科学的验证风气遍及欧洲的史学界，但是英国在吉本的影响下，历史与文学仍然相辅相成，史学家坚持渊博的学术风格和客观的专业立场，还要讲究文体的简洁、明晰和优雅。
第一卷出版后，获得英国文人学者赞誉，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约瑟夫?沃顿（Joseph Warton）、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等人撰文称许，向社会大众推荐，他的老友休谟（Hume）来信道贺，誉为“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别提出警告：“我拜读大作，担心叙述早期教会之最后两章，会引起轩然大波，期能妥善自处，带来困扰和疑虑已不可免，恐怕会引起更多谣言和烦恼。”果如休谟所料，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Richard Watson）、亨利?戴维斯（Henry Davis）和约瑟夫?米尔纳（Joseph Milner）等人大力抨击，指责的重点有二： 一是沿用自古以来无信仰者对教会恶意攻击的模式，哗众取宠，了无新意；二是别具用心，选用不实资料，窜改历史文献，丧失公正的学术立场。
吉本在1779年针对似是而非的攻讦，写了一篇《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Vindication of Some Passage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hapters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取得社会人士乃至神职教士的谅解，然而有人依旧诟詈不休，吉本只有置之不理；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教会当局还是保持反对的态度，尤其在“神迹和殉教”方面，争议更多；等到最后三卷出版，还是引起强烈的谴责，斥责吉本为洪水猛兽，对他的私生活和独身未婚，进行毒恶的人身攻击，说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作品，集荒淫无耻之大成，直至19世纪中叶，批评仍未中止。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如吉本那样遭受长达百年的责难者，实在少见。
自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般读者和文人学者，不像宗教界那样带着偏见的心胸和狭隘的思想，已将吉本誉为文明进步的先驱人物。尤其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在吉本所擅长的“全观历史”领域，有着极大的进展，无论是经济史观、社会史观或者文化史观，都已经萌芽茁壮，货币、铭文和考古学的研究，配合历史的背景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尤其是史料的科学鉴定，严格要求的程度实非吉本时代所想象。容或因为两百年来知识的累积和进步，使得吉本的著作在史料的运用和文物的考证方面，已无法达成现代所订定的标准，但是吉本仍能掌握他那个时代的脉动，成为史学继往开来的导师。
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家鲜有未读此书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研究更为精到，在演说和著作中经常引用其中警语和辞句，也因此培养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体认到欧洲的重心就是地中海，而通过此海域的交通线就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能掌握此一地区，才能获得国防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出任海军部长，力主英军投入地中海，在土耳其登陆，控制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直取巴尔干半岛而拊德国侧背，可惜加利波利（Gallipoli）会战和苏弗拉湾（Suvla Bay）会战失利，而功败垂成。到第二次大战，丘吉尔出任首相，更是念念不忘地中海，即使德军气焰冲天，仍能固守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后来发起北非作战，再进攻西西里及意大利，直取欧洲柔弱之下腹部。凡此政略和战略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到精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影响。20世纪末叶又兴起研究吉本著作的风气，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作更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中东冲突这两个重大问题，更是与吉本的历史观极为吻合，想见此一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将更引人注目。
三、 《罗马帝国衰亡史》内容概要及评述
《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的主旨，在提纲挈领说明罗马帝国一千三百年的衰亡过程，至于衰亡的原因，就4世纪罗马历史家马西利努斯（Marcellinus）的说法，是传统的绝灭和道德的沦亡，也是丧失共和国精神的必然后果。还有就是5世纪的希腊历史家佐西穆斯（Zosimus）的论点： 在于弃绝传统神明，接受基督教义，导致衰亡。圣奥古斯丁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罗马陷落之后所写《上帝之城》里提到：
罗马人在历史上建立功业，备受赞誉，然而他们的子孙已完全堕落，成为祖先光荣的大敌。罗马由先祖创造，辛勤经营，趋于雄伟壮丽，可是他们的子孙使罗马在未陷落前，比陷落后更丑恶。在罗马的废墟中，我们看见满地坍塌的大理石；但罗马人的生活中，我们不仅看到物质崩溃，也看到道德、精神和尊严的沦亡。他们心中燃烧的奢欲，比焚毁他们家园的大火更为致命可怕。
吉本的论点倒是综合这几位历史家的说法，所以他特别指出：
那个时代的人士，要想从安逸享乐的环境，发觉潜在的衰败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长久以来天下太平无事，加上罗马政府重视传统，慢慢使得帝国受到毒害，丧失原有的活力，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委婉的比喻，知道人类就古代的标准而言已日趋矮化。事实上罗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汉破门而入，才会改善这个矮小的品种。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经历十个世纪的变革，艺术和科学才得以成长茁壮。（参阅第二章第十一节）
从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之所以灭亡并非外力的摧毁，而是内部的腐蚀，所以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减少、风气的败坏、阶级的斗争、商业的败落、专制的政体、繁重的税赋和连年的战争。但是因为有罗马帝国的衰亡，才有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
其次谈到全书的结构，吉本虽然在1764年决定要写罗马史，但一切还是摆在心里思索，等到1770年父亲死后，自己从国民军退役，才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此艰巨的工作，后来在自传里提到撰写第一卷的状况，开始时只是最初的构想，甚至连全书的名称、陈述的范围、写作的深度、各章的区分和数据的运用，都没有着落，只有暗中摸索，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等到完成第一卷以后，他在序言里提到，要将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0年至476年，即马可?安东尼（Marcus Antoninius）去世至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第二阶段为527年至800年，查士丁尼（Justinian）复兴东罗马帝国到查理大帝（Charlemagne）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三阶段为9世纪初东罗马的恢复国势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为止。
在完成全书六卷后，很明显的看出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卷涵盖的时间与第一阶段相同，约为三百年，而后三卷则包括他在序言所提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涵盖的时间将近一千年。尤其第四卷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与前三卷概等，到第五卷和第六卷自希拉克略（Heraclius）王朝建立，直到东罗马的灭亡，则包括八百年的时间，重大事件与前四卷相比，则占的篇幅较小，记述也较为简单，但是有许多最脍炙人口的章节，像是查理大帝的加冕、政教之争、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对外征战、十字军东征、罗马法律的演进等，比前部毫不逊色，尤其最后描述君士坦丁堡被围及陷落的生动情节，让人低首沉思有不胜唏嘘之感。
全书的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重点，第一是文明社会，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可以细分为帝国的扩张与防卫、元老院和皇帝权力之争、军人干政、自由权利、经济问题等项目。第二是蛮族入侵，包括蛮族之区分、入侵的方式和时程、重大战争的影响等项目。第三是宗教信仰，主要是讨论基督教的建立、发展的过程、异端和分裂、政教争执、伊斯兰教兴起和十字军东征等。
回顾罗马历史，皇帝的好善为恶都趋向极端，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Augustus）之后的几位皇帝，像提比略（Tiberius）的睚眦报复、卡利古拉（Caligula）的杀戮狂暴、克劳狄（Claudius）的萎靡软弱、尼禄（Nero）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Vitellius）的纵欲佚行和图密善（Domitian）的怯懦无情，在他们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所以他特别提到君主专制的可怕，令人不寒而栗：
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的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变成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受到判决在罗马或元老院拖曳着镀金的锁链，或是在塞里法斯岛（Seriphus）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以放逐终了余生，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完全是一无所有。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参阅第三章第八节）
所以就这方面来说，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发生互动的关系，人民和民族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权利。
奥古斯都逝世后，遗嘱在罗马元老院公开宣读：“帝国的疆域有一定的范围，把自然的限制当做永久的防线和边界： 西方到达大西洋，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北方的防线，东部以幼发拉底河为边界，向南就是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罗马和平的主要防卫力量在于三十个以上的军团，以及相当数量的协防军部队，内部的安全在于禁卫军，有二万精兵负责卫戍首都和护卫皇帝的安全。这样庞大的军事力量，很自然引起军人干政，直接的结果是禁卫军介入帝位的继承、边区军团的弑君和拥立：
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参阅第十二章第一节）
虽然篡位拥立已成风气，但皇帝和元老院的争权，并未因而缓和，反而势成水火变本加厉，罗马的内战是结束共和走向君主专制政体的必然过程，使得早期共和国的民兵，成为私有化和职业化的军队，皇帝掌握武力就能压制元老院。等到罗马版图停止扩张以后，这是帝国式微的先兆。罗马帝国曾以分裂的手段征服各国，后来势力强大的蛮族记取教训，联合起来攻击边区。帝国基于防卫和安全的要求，大幅提升军人的威望和军方的权力，统兵将领可以被拥立为帝，贵族统治变成武力统治，在这种交互的恶性循环之下，造成历史上三世纪战乱频仍、军权至上的局面。
罗马帝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也是衰亡的主要因素： 人口递减在于节育和杀婴，以及因战争和瘟疫使死亡率过高，人力供应不足致使蛮族大量迁入居住，影响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的衰退在于农业因水土流失和奴隶制度而破产，大庄园无法支持，致使谷物短缺；奢侈生活方式导致贵金属流向东方，造成货币的贬值；资本因重税成为公用，生产能力严重下降；军饷、救济金以及庞大政府的开支，加上皇帝和宫廷费用的上升；等到经济能力无法负担文明社会，整个帝国就彻底崩溃。
吉本认为蛮族入侵是帝国衰亡的外在因素，全书计有十四章专门叙述不同的蛮族，包括早期的波斯人、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灭亡西罗马帝国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以及后来灭亡东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事实上，罗马人所称呼之蛮族，在语义学上与我国古称汉族以外的民族为“夷狄”有所不同，含有“外族人”和“异邦人”的意义，像波斯人在当时的文明程度就要较罗马人为高。故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八章和第九章，开宗明义介绍帝国最大的敌人波斯人和日耳曼人：
从奥古斯都临朝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为止，罗马的仇敌是暴君和军人，他们就在帝国的心腹之地。罗马国势已臻极点，对发生在远隔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变革，并无多大兴趣。但是当军队毫无忌惮推倒皇帝的权势、元老院的敕令，甚至军营的纪律时，长久以来盘旋流窜在北部和东部边疆的蛮族，竟敢放胆攻击这个衰落帝国的行省。零星的叩边变成大举的入侵，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灾难。经过很长时期互有输赢的争斗以后，许多获胜的蛮族将整个部落迁进罗马帝国的行省。（参阅第八章第一节）
实在说，罗马无法同化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是导致灭亡的主要因素，这个任务已超出能力。等到图拉真（Trajan）要用金钱补助萨尔马提亚人以获得和平时，这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勒良（Aurelian）将成千日耳曼人迁入帝国定居时，官兵均由蛮族组成，进而蛮族将领成为皇帝，不必等待阿拉里克和阿提拉（Attila）攻入罗马，帝国早已沦入蛮族手中。罗马历史学家佐西穆斯认为基督教是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说道：
此宗教毁弃罗马人的神明信仰，破坏传统道德和国家安定基石。基督教不仅反对古典文化，包括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在内，并将东方神秘仪式带进罗马现实恬淡的生活中，使人民的思想产生剧变，不求积极进取而消极准备末日来临；个人用苦修和祷告以蒙神赐恩解脱，而不愿效忠国家获得集体拯救。君王掌握权力以求帝国统一，基督徒则宁愿帝国分裂。信徒不热心公共事务，拒服兵役，正当帝国鼓舞民众保卫国家免于蛮族侵略时，基督教却散布和平与反战观念；所以基督的胜利即罗马帝国的死亡。
吉本并没有这样的表示，只是说基督教是帝国灭亡的受惠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批判，等于是从根基上否定基督教存在的意义：
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走向堕落的教义，诺斯替（Gnostics）教派用亵渎的态度加以嘲讽。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以后便要休息一天，直到亚当的肋骨、伊甸园、生命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他们连听都感到不耐烦。诺斯替教派亵渎以色列的神，说他易于冲动和犯错，对人喜怒无常，睚眦之仇必报，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们对他迷信的礼拜，将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施于一个民族，局限于短促尘世的一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显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征。（参阅第十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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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 A.D.1794 A.D.）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运用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启蒙时代的哲学理念，写出英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公元2世纪一直叙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伟的史观加上优美典雅的风格，不仅是学术名著，更是文学杰作，两百年来傲视西方史学界，要是与我国的史书相比，誉之为欧洲的《史记》和《汉书》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