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斗争思想主导下,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视一切西方的东西为“具有腐蚀性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奥运会也被视为其中的一部分,被有意无意的拒绝或曲解。那一时期我国的奥运传播具有单一的集体政治话语与宣传的功能指向,将奥运会等世界赛事作为政治表态的窗口,关注意识形态的统一,强调体育竞赛应服从并服务于国家荣誉。
以《人民日报》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至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期间的报道为例,奥运赛事在中国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即使是新中国参赛的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也仅仅刊登33条奥运消息,其中,关于苏联代表团和运动员的报道就达到21篇,如《奥运会苏联选手得分继续占先》《苏联优胜运动员介绍》等,旨在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时的1960年罗马奥运会和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没有刊登任何奥运会信息。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前,《人民日报》于5月25日刊登新闻,“十三个阿拉伯国家抵制奥运会是英勇行动,它体现了亚非人民和新兴力量的伟大团结”,“国际奥委会垄断国际体育活动,阻挠亚非体育事业发展,已堕落为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工具”。同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又有一篇报道:“我体总揭露布伦戴奇玩弄‘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新把戏任何制造‘两个中国’阴谋必遭彻底粉碎。”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采取了抵制态度。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大量关于莫斯科奥运会、苏联代表团的负面报道,如《在抗议苏联侵阿气氛中莫斯科奥运会开幕》《苏联抢夺奥运会金牌不择手段》《芬兰读者指出在莫斯科没有奥林匹克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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