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人总是在问一个问题：当我们的生活被好莱坞大片、西式快餐、国际互联网包围的时候，我们身为中国人究竟还意味着什么？除了黑眼睛黄皮肤之外，我们在文化上跟西方人还有什么区别？换言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普遍感到有一种身份认同危机，这种危机感和焦虑感不仅体现在民族国家层面上，也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亚文化层面上。
我们认为，其实这种焦虑有点杞人忧天，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民族，正像并没有什么纯粹的“自我”一样，一种文化身份是被建构起来的。没有他人的凝视与关注，没有他性文化的对照与比较，我们甚至不会知道自己区别于他群的文化特性，也就不会获得族群意识和身份认同。并且任何一种文化身份（无论是民族层面上的文化身份还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文化身份）的获得也都伴随着一个他者的幽灵，自我身份和自我意识的建构离不开他者的阐释，事实上只有依赖他者才能观看与认识自己。拉康的研究表明，所谓“自我”就像是一颗洋葱，当我们把其外表层层剥掉之后，发现其中只剩下虚无。不仅主体不是宰制者，相反主体是被建构起来的——主体是无意识的产物，是语言运用的产物；在主体建构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他者”——镜像、无意识、父亲、社会文化秩序等等，主体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和纯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也指出，只有在出现一种依存关系，即通过拉康所谓的“他者”而处于一种从属关系中时，主体才成其为主体。因此，就如同纯粹的自我不过是一个空名一样，我们也不必去追求一种纯粹的族群。
以苗族为例。从历史上看，苗族、瑶族先民，先秦时与一些其他南方民族先民一起被泛称为“南蛮”，分布在江淮、荆州，即今两湖、豫南、皖南、赣北一带。春秋以来，楚国强盛，迫使其不断向今湘、鄂、川、黔交接一带迁徙。在隋唐以后，他们有的逐步融合到汉族中，有的成为苗族、瑶族和土家族的先民。因此我们很难说，苗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族群，从种族血统的意义上看，它与其他族群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事实上，“苗”这一称谓，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作为泛称包含了南方众多的少数族群在内。例如：清乾隆年间时任贵州巡抚的爱必达就指出：“苗之种类有百，上游则倮夷为多，下游则仲苗、青苗为多。”清代道光年间任贵州巡抚的罗绕典在其《黔南职方纪略》中记述的“苗种”就有52种，它几乎包括了贵州所有的非汉民族系的人们在内。从这一意义上讲，“苗”在传统的“华夷之辨”的中国文明观中，是被置于与“华夏”相对应的野蛮的一极，它与其说是指具体的种族或族群，倒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区别概念。只是从清末开始，随着近代“民族”的概念传人中国，以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对“苗”的广义和狭义的划分为标志，苗族才开始了从“苗”到“苗胞”、“苗夷”，再到“苗族”的演变过程。由此可见，苗族作为一个族群是被外部建构起来的——作为文明“华夏”的野蛮他者被建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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