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它是由社会力量所决定的,那么这种社会力量又是什么。”
佛克玛指出,尽管普实克认为在旧文学中抒情文学所占据的统治地位现在已被叙事性作品所占据,而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作家对待现实的态度的转变。但遗憾的是普实克并没有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态度的转变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某种关系。而且由于普实克不能拿出更多的论据来对此加以证实,我们也会因此而质疑其观点的正确性。
佛克玛最后阐明了自己对这本文集价值的看法。他认为,这本文集的价值并不体现在普实克和文集中所涉及的研究者们对解决文学与社会之关系这个问题的方法所提供的建议,而在于这本文集中有几篇论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些还不太引人注意的问题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探讨。这几篇文章根据佛克玛在前面的分析指的应是米列娜的《郭沫若的自传体作品》、玛塞拉的《论冰心的小说》以及雅米拉研究田汉戏剧的论文。
柳无忌对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评论则发表在1966年第25卷第3期的《亚洲研究期刊》上。与佛克玛的评论对普实克著作的肯定与褒扬相反,柳无忌则着重分析指出了这本著作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柳无忌首先指出这些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章,根据普实克自己在该书序言中的介绍,大致只相当于美国大学本科学生的水平,他们的优点只在于这些年轻的汉学研究者在分析和研究中文作品原作时所体现出的严肃和勤奋,其中米列娜的《郭沫若的自传体作品》是其中所含信息较丰富,写得也较好的一篇。文中呈现了一些关于郭沫若及其创作的有用的背景信息,同时还显示出作者对中文资料的扎实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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