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出身汉学世家，受儒家思想熏陶，后来出访欧洲，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转而轻视东方文化，积极宣扬学习西方文明，对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885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与欧美列强一起瓜分、宰割中国和朝鲜，进而争霸亚洲与世界？他的思想和教育活动，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文明论概略》是一部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它站在日本如何摆脱亡国灭种命运、如何走上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比较和讨沦。作者认为文明一词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在这些因素中他特别强调道德智慧的重要性，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据此他才巴世界各国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种，并且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他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以便迎头赶上并最终超越西洋文明。

　　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
　　轻重、长短、是非、善恶等词，是由相对的思想产生的。没有轻就不会有重，没有善就不会有恶。因此，所谓轻就是说比重者轻，所谓善就是说比恶者善，如果不互相对比，就不能谈论轻、重、善、恶的间题。这样经过互相对比之后确定下来的重或善，就叫做议论的标准。日本谚语有所谓“腹重于背”和“舍小济大”之说。这就是说；在评价人的身体时，腹部比背部重要，因此宁使背部受伤，也要保护腹部的安全；又如对待动物，仙鹤比泥鳅既大且贵，因而不妨用泥瞅喂鹤。例如日本，废除封建时代不劳而食的诸侯藩臣制度，改变成目前这样，在表面上似乎是推翻了有产者而使其陷于窘境，但如果以日本国家和各藩来比较，当然日本国家为重而各藩为轻。废藩正如为保全腹而牺牲背，剥夺诸侯藩臣的俸禄犹如杀鳅养鹤。研究事物，必须去其枝节，追本溯源以求其基本标准。这样，就能逐渐克服议论的纷纭，而树立起正确标准。自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确立了物体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规律以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运动之理，无不以此为依据。定律也可以叫做理论的标准。假使在探讨运动的道理时没有这个定律，就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还会根据船的运动建立一套有关船的理论定律，根据车的运动又建立一套有关车的理论标准，这样只能增加理论的纷纭而得不到根本的统一，不统一也就谈不到正确。
　　不确定议论的标准，就不能推论利害得失。例如城堡，虽然对守者有利而对攻者就有害，敌之得就是我之失，往者的便利就是来者的障碍。所以在讨论利害得失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其立场，是为守者，还是为攻者？是为敌，还是为我？不论为谁都必须确定其基本立场。从古至今，议论纷纭相互龃龉，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最初没有共同标准，到了最后又要强求枝叶一致而造成的。譬如神佛之说，就常常不一致。他们的主张听来似乎各有道理，如果深究其根源，神道是讲现世的吉凶，而佛法是讲未来的祸福，因其议论标准不同，这两种学说也就不能一致。汉学家和皇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他们的争论虽然纷纭复杂，但其基本的分歧在于：汉学家赞成汤武放伐，而皇学家则主张万世一系；汉学家所感到为难的也只在于这一问题上。对于事物，如果这样舍本逐末地争论下去，神儒佛的不同论点，永远不会趋于一致，正如在武备上一味争论弓矢刀枪的优劣一样。因此，要想消除这种无味的争论而达到协调一致，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提出比他们更高明和更新的见解，让他们自己去判断新旧的好坏。例如弓矢刀枪的争论虽曾喧嚣一时，但自从采用洋枪以来，社会上就再也没有谈论弓矢刀枪的人了。（如果只听双方片面的辩解：神官将会说，神道也有葬祭之法，所以也是讲未来的；僧侣也会说，法华宗等也有加持祈祷的仪式，所以佛法也注重现世的吉凶。这样，议论就会纠缠不清。这完全是由于神佛两教混淆已久，僧侣想模仿神官，神官想侵犯僧侣的职分所致。其实论神佛两教的总的精神，一个是以未来为主，一个是以现世为主，这可以从几千年来的习惯得到证明，已无需再听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了。）
　　再看议论的标准不相同的人，至其主张的末端细节有时似乎相同，但一追溯其由来，往往在中途发现分歧，而结论也就互不相同。所以，在人们论及事物的利害时，开始听起来，认为某一事物是利或是害的看法，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进一步追问其所以认为利或是害的理由时，就会发现他们的见解在中途有所分歧，其最后结论也就不能取得一致。例如，顽固分子总是憎恶西洋人，而在学者之中稍有见识的，看到西洋人的举止行为也并不满意，其憎恶洋人的心情可以说与顽固分子并无二致。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两者的主张似乎相同，但是一谈到憎恶的理由时便发生分歧，前者认为西洋人是异种，所以就不问事情的是非利害只是一味憎恶；后者则见识较广，并非单纯地憎恶，而是考虑到在互相接触时可能发生的那种恶劣情况，而愤恨那些自命为文明人的西洋人对日本人的不平等待遇。两者憎恶的心情虽同而憎恶的原因各异，所以在对待西洋人的方式上也就不能一致。攘夷论者和“开国论者”对细节的看法相同，而中途分歧和根本出发点不同的原故即在于此。人们对一切事物，甚至于游嬉宴乐，往往表面上相同，而其爱好却各自不同。所以，不应从表面上观察一时的行为，而遽然判断这个人的思想。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谈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各走极端，从议论一开始双方就发生显著的分歧而不能互相接近。例如，一听到有人谈论公民权利平等的新学说，守旧者就立刻认为这是共和政治论，从而提出：如果在我们日本主张共和政治论，那么，我们的国体怎么办，甚至还要说这将招来不测的大祸，而为之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国家将陷于无君无政的大乱中。这种人从讨论的一开始，就考虑到遥远的未来，既不研究权利平等为何物，又不探求其目的之所在，只是一味反对而已。革新论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守旧者当作敌人，毫无道理地排斥旧说，因而形成敌对之势，意见无法趋于一致。这就是由于双方各走极端，所以才造成不可调和的局面。举一个浅近的比喻来说，有好酒和不好酒的两个人，好酒的讨厌年糕，不好酒的讨厌酒。他们各谈年糕和酒的害处，主张取消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好酒的驳斥好酒的说：“如果说年糕有害，那么是否能够破除我国几百年来的习惯，在元旦那天吃茶泡饭，停止年糕铺的营业，禁止全国播种嚅米呢？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好酒的也反驳说：“如果说酒有害，那么，是否能从明天起就封闭全国的酒馆，严惩那些酗酒的人，用甜米酒代替药用酒精，举行婚礼时以水杯代酒呢？这当然是行不通的。”这样各执一端势必彼此冲突而不能接近，终于会使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而给社会造成大害。古今各国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这种纠纷如果发生在士大夫之间，就会引起笔争舌战，著书立说，以所谓空论蛊惑人心。如果是不学无术的文盲不能舌战笔争的话，就要诉诸筋膂之力，很可能企图进行暗杀。
　　再看社会上彼此争论辩驳时，往往只是互相竭力攻击对方的缺点，不肯显露双方的真实面目。所谓缺点，就是指和事物的好的或有利的一面相表里的坏的或不利的一面。譬如，乡村的农民虽然正直但是愚顽，城市的居民虽然聪明但是轻薄。正直和聪明虽然是人的美德，但是也往往附带着愚顽和轻薄这种坏的方面。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争论多半发生在这里：农民视市民为轻薄儿；市民骂农民为蠢货。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形，恰如各闭上一只眼睛，不看对方的优点，只找对方的缺点。如果能使他们睁开双眼，用一只眼观察对方的长处，而用另一只眼观察对方的短处的话，就能长短相抵，双方的争论也就可以得到解决。或者发现对方的长处完全掩盖了短处，那么，不仅可以消除争论，且可彼此友好，互相获益。社会上的学者也是如此。例如现在日本议论界有保守和改革两派。改革派精明而进取，保守派稳重而守旧。守旧者有陷于顽固的缺点，进取者有流于轻率的弊病。但是，稳重未必都陷于顽固，精明未必都流于轻率。试看世上的人，有喝酒而不醉的，有吃年糕而不伤胃的，可见酒和年糕未必都是醉人和伤胃的原因。醉酒或伤胃与否，只在于是否能够节制。既然如此，保守派就不必憎恶改革派，改革派也不必藐视保守派了。假设这里有四个人：甲稳重，乙顽固，丙精明，丁轻率；如果甲遇丁，乙遇丙，一定互相敌对彼此看不起；但甲遇丙，就一定会意气相投而相亲。如果彼此在感情上能够融洽，双方就能显露出真实面目，从而就能逐渐消除敌对情绪。在以前封建时代，诸侯的家臣，住在江户藩邸的和住在诸侯采邑的，两者之间在言论上，常发生分歧，属于同藩的家臣俨然如同仇敌，这也是未能显露出人的真实面目的一例。这些缺点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固然可以自然消除，但是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这种接触可以通过商业交易或学术研究，甚至可以通过游艺宴饮，也可以通过公务、诉讼、斗殴、战争等方式，凡是便于人与人的互相接触或者有把心里所想的用言语行为表达出来的机会，都能使双方的感情融洽，这就是所谓睁开双眼看到对方的长处。有识之士所以特别重视人民议会、社团讲演、交通便利、出版自由等，也就是因为它有助于人民的接触。
　　一切关于事物的议论都是反映每一个人的意见，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见识高的，议论也就高；见识肤浅，议论也就肤浅。见识肤浅的人，还未能达到议论的出发点就想驳斥对方的主张，就会产生两种主张背道而驰的现象。譬如，在讨论同外国交往的利害时，甲主张开国，乙也主张开国，骤然看来甲乙的主张似乎一致，但随着甲的理论逐渐深入发挥，乙就逐渐感到不能接受，于是双方便发生争执。因为像乙这种人即所谓社会上的普遍人，只能提出普遍的论调，其见解亦极肤浅，不能明了议论的根本出发点，遽然听到高深的言论，反而迷失了方向。社会上这种事例比比皆是。这好比胃病患者摄取营养品不能消化，反而加重了疾病。乍看起来，高深的议论似乎对于社会有害无益，其实不然，如果没有高深的议论，就不可能引导后进者达到高深的境地。如果怕胃弱而废营养，结果只会造成患者的死亡。由于这种认识的错误，古今各国，不知发生了多少悲剧。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上下愚和上智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处于智愚之间，与世浮沉，庸庸碌碌，随声附和以终其一生的。这种人就叫做普通人。所谓舆论就是在他们之间产生的。这种人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既不能回顾过去而有所反对，也不能对未来抱有远见，好像永远停滞不前似的。可是，如今竟有人因为这种人在社会上占大多数，说是众口难拗，于是便根据他们的见解，把社会上的议论划成一条线，如果有人稍微超出这条线，就认为是异端邪说，一定要把它压入这条线内，使社会上的议论变成清一色，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假如真的这样，那些智者对国家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将要依靠谁来预见未来为文明开辟道路呢？这未免太没有头脑了。自古以来一切文明的进步，最初无一不是从所谓异端邪说开始的。亚当．斯密最初讲述经济学时，世人不是也曾把它看作是邪说而驳斥过吗？伽利略提出地动说时，不是也被称为异端而获罪了吗？异说的争论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社会上一般群众又仿佛受到了智者的鞭策，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到了如今这样的文明时代，即使小学生也没有认为经济学和地动说是奇怪的了。不但不奇怪，假如有人怀疑这些定律，就要被当作愚人而为人所不齿。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仅在十年以前，三百诸侯曾各设一个政府，定下君臣上下之分，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其政权之巩固，大有可以传之子孙万代之势。然而转瞬之间便宣告土崩瓦解变成了目前的局面。到了今天，社会上当然没有人认为这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是，假如在十年以前，藩臣中有人提倡废藩置县，藩府该怎样对待他呢？不消说，他将立刻遭到迫害。所以说，昔日的所谓异端邪说已成现代的通论，昨日的怪论已成今日的常谈。那末，今天的异端邪说，一定会成为后日的通论常谈。学者无需顾虑舆论的喧嚷和被指斥为异端邪说，尽可鼓起勇气畅所欲言。或许别人的主张与自己的意见有所不合，但是应仔细研究其论点，可采纳的就采纳，不可采纳的暂且放在一边，以待双方意见趋于一致的一天，这就是议论标准统一的一天。切不可企图把别人的主张硬拉到自己的主张范围以内而划一社会上的议论。
　　根据上述情形，讨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必须首先研究利害得失的关系，以明确其轻重和是非。论述利害得失比较容易，而辨别轻重是非却很困难。不应根据一己的利害来论断天下事的是非，也不应因眼前的利害而贻误长远的大计。必须博闻古今的学说，广泛了解世界大事，平心静气地认清真理，排除万难，突破舆论的束缚，站在超然的地位回顾过去，放大眼光展望将来。我当然不想确定议论的标准，阐明达到这个标准的方法，使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愿意向国人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问题只在“进退”二字。如果国人有前进的愿望，那么我的议论也许就有可取之处，至于讨论实际如何进行的方法，则非本书的目的，这一点唯有留待大家研究。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前章已经说过，事物的轻重是非这个词是相对的。因而，文明开化这个词也是相对的。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不但不这样想，而且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彻，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越明了本国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于此。（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所以，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人们看到了明显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兹将其情况说明如下。这是人类的必经的阶段，也可以说是文明发展的过程。
　　第一，既没有固定的居处，也没有固定的食物，因利成群，利尽而散，互不相关；或有一定的居处从事农渔业，虽然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虽然也有文字但无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而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这样的人就叫做野蛮，可以说距离文明太远。

序言
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第三章  论文明的涵义
第四章  论一国人民的智德
第五章  续前论
第六章  智德的区别
第七章  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第八章  西洋文明的来源
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
第十章  论我国之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