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直接促生国野划分的应是阶级萌芽后的部族征服战争。国野制既不是氏族内部自然生长的阶级对立发展演变的结果，也不是原始时代纯粹部落间的战争所能造成的。从前者说，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绝不会发生壁垒森严的地区对立。如完全通过内部阶级分化而形成的雅典国家，并不存在地区对立的现象，就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后者说，纯粹的氏族社会中“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①。有些学者从中国发达的奴隶制的理论出发，认为家族或宗族中的农业奴隶分离出去形成了野人，从而造成国野的区别②，这种解释是难以成立的。
统治者为什么要把被征服的异部族置于国郊以外的野中？这就涉及国野制形成的另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历史条件，即原始共同体的普遍存在并构成为当时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
摩尔根曾指出，对战俘的处理曾经历过三个连贯的阶段：开始被处以火刑，其次用作祭祀的牺牲，最后转变为奴隶。③严格说来，这个概括并不全面。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家族宗族的容量有限，虽然能将部分战俘收入族内为奴，但却不能消化吸收所有的战俘。这时，战胜者就只好保留对方原来的家族组织或村社组织，将他们置于统治部族住地以外的地区，以索取贡纳的形式榨取其集体的剩余生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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