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燕，1969年生，四川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副院长。1991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1998年在复旦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8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合作撰写《平原经济：黄河岸边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主持并参与省部级课题5项。

    《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以建国后的乡镇集市为研究对象，作者通过考察建国以后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曲折历程和以三中全会后集市贸易的恢复发展，认为集市作为一个经济交换活动的场所，其规则和秩序的形成既有国家建构的痕迹，也是社会自我生成的动因。现代国家成立以后，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共同建构和改造着集市，集市的参与主体也以自己的方式建构着国家与集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对集市的研究来自国内外农村研究成果的启示和对国家、集市、乡村社会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考察。
    笔者在阅读海内外关于农村研究的众多著作中，产生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对于海内外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不同起点，也是中国农民基本生活单位的不同观点的困惑：这一生活单位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会有怎样的差异，以至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原点如何确定和调整？二是如果农民的基本生活单位是超越村庄边界的场市，那么在现代国家建构历程中国家和农民在场市发生了怎样的“对接”和“碰撞”？农村改革后实行家户经营的农民与乡村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初级市场上各种“原生”的社会势力会怎样自我调节并形塑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这些问题引导笔者开始关注遍及中国农村的集市，并思考它们与国家建构和乡村社会的关联。
    （一）乡村社会研究两种逻辑起点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家，农业曾是主要的产业，农民是国民的主体，农村是主要的居住区域。要研究乡村社会，必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政治活动，而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是如何展开、在何处展开，自然成为研究者的课题。徐勇教授认为，国内政治学界1980年代是在制度主义框架下，以宏观国家为研究对象，到1990年代学术中心悄然下沉，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开始关注广阔的基层社会。当中国学者“发现社会”之时，海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海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原点有两种不同的路径——源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假设：“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

序一
序二
导论
一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乡村社会研究两种逻辑起点的启示
（二）集市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历史和现实地位的考察
（三）国家与集市（镇）两类“权力集装器”对接的思考

二 文献梳理与研究视角
（一）集市研究已有成果的检视
（二）公共空间研究疏议
（三）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

三 核心概念与个案情况
（一）主要概念说明
（二）个案情况与材料来源

第一章 集市兴衰：农民与国家
一 传承与恢复
（一）市场复苏
（二）国家介入
（三）场市自治

二 统购统销
（一）粮油统购统销
（二）供销社对农村市场的垄断
（三）设置食品站

三 自由市场
（一）逐步收紧
（二）时开时闭
（三）全面控束

四 “黑市”
（一）不可抑制的市场
（二）生存逻辑支配的交易

五 放开搞活
（一）废除粮油统购
（二）发展个体商业
（三）恢复集市贸易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政治权力

第二章 集市规则：利益与秩序
一 大政策
（一）规划
（二）管理
（三）收费（税）

二 土办法
（一）以地生财
（二）捆绑服务
（三）垄断经营

三 潜规则
（一）执照的“真”与“假”
（二）税费的“讲”与“磨”
（三）保障的“虚”与“实”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经济权力

第三章 集市主体：更迭与纷争
一 “坐贾”与“流商”
（一）领头羊
（二）挑战者
（三）“爱恨交织”

二 新人者与原居民
（一）新居民进入
（二）场市格局改变
（三）河水污染之争
（四）往昔只可追忆

三 “混混”与摊主
（一）“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执勤”与“揩油”
（三）“身份转换”

四 消逝者与边缘人
（一）行将失业的媒婆和传统匠人
（二）“变味”的民间艺人与算命先生
（三）生意红火的砖匠和游医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社会权力

第四章 集市空间：沟通与整合
一 棚市和店铺
（一）生人交易
（二）熟人社会
（三）关系圈子

二 茶馆和饭馆
（一）今昔犹存
（二）坐茶馆
（三）进饭馆

三 街头和坝子
（一）街坝活动政治化
（二）商业和社会空间的回归
（三）街头话语的变迁

四 电话亭与网吧
（一）商情、亲情和友情的连接
（二）一线连通大千世界
（三）现代信息与权力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文化权力
结论与讨论

一 基本结论的阐释
二 集市政治：延伸的讨论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