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说：“儒生侈有经传之学，犹女工织锦刺绣之奇也”（《量知》）。这是对贱视劳动群众生产实践的传统观念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突破。把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经验同“学士”、“儒生”的“经传之学”相提并论，无疑扩大了认识论的对象性基础，在中国古代认识论史上，这是一个重大贡献。在他看来，只要长期从事实践活动，即使是智材平凡的人，也能变得灵巧能干。如果没有实践经验，即使是材士巧女，对明显、容易的事情，“暂为卒睹”，也不会明白，也会做不来。他认为，“材无不敏”，“知无不达”，就看是否有实践经验。实践经验越丰富，知识技能也会越丰富、高明。这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实践是知识技能的基础。
王充否定天有意志和目的，肯定天是自然无为的，批判了天地“故生人”、“故生万物”的神学目的论，主张自然决定论。由于他对决定论不能辩证地理解，因而有命定论的倾向，这是他的哲学思想中的消极的一面。不过王充并没有否定人事改造自然的作用，而认为人事是有为的。他说：“人之行，求有为也。人道有为，故行求。”（《说日》）他批判道家的消极自然无为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之说，未见信也”，并指出：“然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种者，人为之也。”（《自然》）“夫耕耘播种，故为之也。”（《物势》）王充认为，人必须发挥自己的主动作用，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改造自然，制造和使用工具，克服自己的自然局限性，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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