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城邦与理性之间——古希腊政治认识论分析
一、城邦与理性的颉颃——古希腊政治认识条件分析美国学者依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1867—1963)在勘定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差异时说:
区分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唯一标准是人在处理一切事物中的至上的理性,它产生于希腊并在所有古代社会中仅存于希腊。希腊人是最早的理智论者。在非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世界中,希腊人成为崇高理性的首倡者。
古希腊人独具特色的理性偏好造就了“第一个以知识第一——自由探索精神至上为基础的文化,没有任何主题他们不敢去研究;没有任何问题,他们认为超出理性范围。对于一个以前从未认识到的范围,理智高于信仰,逻辑和科学高于迷信”。因此,对希腊人来说,把城邦政治生活纳入到理性的审查范围之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就此而言,关于政治的理性认识也只能在希腊范围内产生。因而,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是“权力宰制理性”,以古希腊为源头之一的西方政治文化则开创了“理性规制权力”的传统。尽管造成中西政治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但是以追究事物“本原”为唯一鹄的的知识理性传统的奠定使西方政治世界与理性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就发生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因而,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家都会把古希腊政治思想确定为西方政治理性的源头,尽管理由多种多样,但一般都确认古希腊精神中“沉静而清晰的理性主义思想”与独特的城邦制度是西方政治理性起源最重要的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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