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新发现托克维尔
雷蒙·阿隆
我们在高等师范学院或者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几乎没有读过《论美国的民主》或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我本人而言，是随着《托克维尔全集》的陆续出版，才发现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我首次研究他的思想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我任职社会学教授的时候。因此，我的学养并非源出于他，尽管我喜欢援引他的文章，甚至借重他的名声。
众所周知，托克维尔的著作是高度“独特”的；给予其启发的母本观念，数量甚微。它们却依然包罗了一些并非敌对而是各有特色的学派重新关注的若干论题。作为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的分析家，革命——他试图理解的1879年革命，以及他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角色的1848年革命——的历史一社会学家，民主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托克维尔涉足今天成为独立领域的多门学科。在有些人的眼里，他首先是向美国人阐述某些他们自己的观念的人；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他是解释革命事件，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叙述事件，而是解释事件的深层原因及其后果的先驱者之一；还有些人则把他看做在广袤的新大陆或者伦敦的沙龙里探索自己国家的奥秘和奇特命运的法国人；像孟德斯鸠一样，他在法国知识界属于英国或者美国“派”，因此处于各种运动和抵抗集团的边缘。
我同他神交当时所处的氛围，我在那个时代心存的种种疑问，迫使我潜心研究一个完全的托克维尔，既是美国学家、大革命和民主的社会学家，又是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我把他看做一个革命后社会的理论家。他出生于革命时代，依然要参照旧制度来勾画出正在诞生中的社会的新特征。美国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新社会的形象。就本质而言，这样的形象预示着欧洲的未来，也就是说在大西洋彼岸得到充分发展的民主不可避免，在旧大陆也已经播下种子。
继工业社会学讲义之后，我着手评述历史社会学的各种主要学说，其成果就是随后出版的英文版称为《社会学思想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Socio1ogica1 Thought），法文版称为《社会学思想阶段》（Les Etapes de 1apens6e socio1ogique）的著述。我寻找着可以说是自己的先辈。社会学家几乎都把社会学同现代社会联系起来，有时则把这两者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现代社会有哪些特点？除了卡尔·马克思，19个世纪的大作家们对我们的状况给予了哪些启示？托克维尔呈现在这先贤的长廊里，因为此前孟德斯鸠已经被列入其中。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研读《论法的精神》，被这位布雷达议员的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的方法所震撼。诚然，就其政治观念及对于三种类型制度的分析而言，孟德斯鸠仍然属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他依然是传统社会的某些主流思想的囚徒，但他区分出了各种亚系统（姑且借用帕森斯的概念），研究并确立了特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与特定的制度（或实践）之间的多重关系。孟德斯鸠揭示了社会之物（“社会的”）概念的双重意义：有别于政治之物（“政治的”）和经济之物（“经济的”）的社会之物，作为社会本身的单位的社会之物。社会学的计划从下述两重目标来理解并得到检验：揭示社会之物的多重表达（法律，习惯与风俗，货币与经济，气候与土地，人口数量），以及这些不同表达与它们的组合之间的关系及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
托克维尔保存了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精神：他从事写作比孟德斯鸠晚一个世纪，而且也不是那么雄心勃勃，选择了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和结果作为中心课题。说他不是那么雄心勃勃，是指他几乎没有把自己的视线扩展到法国、英国和美国之外；但在他的眼里，革命后社会构成一个处于这种原创点并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社会的起点，所以他同样也是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无论是论述美国或者法国，他所思考的都是革命后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社会。概而言之，马克思也没有论述过革命后社会以外的其他问题。除了这个课题之外，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法国人，另一个是德国人，很少有相合之处；前者是征服者纪尧姆的一个同伙的后裔，后者是莱茵河畔一个出于机会主义而皈依新教的犹太人律师的儿子；一个以开明的保守态度对待他能够容忍而并不热爱的社会，另一个毕生反对天上和地下的一切神明，在解释世界的同时，投身于改造世界。
在我的学术生涯的这个时刻，亦即在我撰写《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11ectue1s）和草拟一种工业社会理论的当口，托克维尔给予了我什么启发？
首先是工业社会的定义（在表达其固有特征的模糊的意义上），这个定义不再以A．孔德为榜样通过工业来厘定，也不再以马克思为榜样通过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来厘定，而是通过社会平等或者地位平等来厘定，这种平等在美国已经十分显见，而在欧洲也已可以预见。现代社会不能容忍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矛盾，它产生自把革命动荡远远地抛在后面并继续牵引我们社会前进的运动。在此，很有必要重读一读《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激情飞扬的著名词句：“因此，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大家即将阅读的本书，通篇是在一种唯恐上帝惩罚的心情下写成的。作者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情，是因为看到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了许多世纪，而且今天还在它所造成的废墟上前进。”
通过研究这位民主哲学家和平等社会学家，我不仅接触到了我们所知的托克维尔的母本观念，同时也考察了同他的著作相关的方方面面：对于美国新生的文明的解释，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对于美、英、法三国通过同样的民主运动所走的不同道路的解释。
托克维尔在法国重新发现了一个世纪来丧失的光荣和现实感。所有的社会学家都承认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弗朗索瓦·费雷（Francois Furet）对《旧制度与大革命》赞誉之高，同他对欧拉尔作为巴黎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的地位贬抑之低，适成对照。有人把托克维尔回归时尚并得到公众关注，部分归功于我。不管这部分功劳有多大，我始终认为那是微不足道或者意外的。法国思想史或者认识社会学，使我们可以理解昨天的冷漠和今日的醒悟。
1945年，记者们引证了《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的最后几行话：“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1955年，发展理论成为既是意识形态又是历史阶段的概念模型。没有任何东西禁止沿着同样的路径，把不论是社会主义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所有经济按照大脑的设想来进行分类。1835年，美国走在平等革命的最前头；1955年，它走在生产力竞赛的最前头。美国再度预告着我们的未来。
在1955年就像在1835年一样，欧洲人同意到美国去寻找开启他们未来前途的一把钥匙。在社会主义传播之前，托克维尔关于走向地位平等的运动不可抗拒的论点，同阐明野蛮的资本主义和无产者的起义并不相悖。诚然，托克维尔没有忽视原始工业的暴行。在英国曼彻斯特旅行时他写道：“在这臭气熏天的垃圾场中间，最大的人类工业之河找到了自己的源头，并将养肥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阴沟里，流淌出纯金。在这里，人类精神既趋于完美，又变得愚昧；文明生产着它的奇迹，而文明人重新变得几乎野蛮……”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一经济学手稿又把我们带回到这种精神。
托克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工业集中于首都是专制王朝衰亡的深刻原因之一；他并不否认社会主义学说在1848年革命前后年代的作用。《回忆录》第二部最后几页逐一谈到了行动家和思想家，毫不迟疑和毫不内疚地参加六月事变军队镇压工人行动的保守派，以及意识到他们所捍卫的事业的不稳定性的哲学家。托克维尔写道：“如果专门谈论构成我们社会秩序基础的财产，那么掩盖或者一般所说的藏匿财产权的种种特权正在被消灭，但这种财产权依然成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主要障碍，而且看来是人们地位的唯一标志，这种标志是不必要的，我不是说即将轮到把它取消，但至少取消它的想法出现在不享有这种标志的人们的头脑里。”
他继续写道：“他们的著述——社会主义者的著述——是荒谬的，但他们工作的基础是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们所能关注的最严肃的话题。”托克维尔在1848年革命之后两年撰写他的《回忆录》时，对于财产权和社会主义——“未来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的评论家们多次评论说，如果他沿着这样的道路进一步延伸他的反思，那么将填补一种缺乏社会主义理论的民主理论的空白。
在其政治生涯结束之后，托克维尔决定从事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之时，重新又回到了这个经常萦绕在他脑际的念头：从旧制度着手研究大革命；他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他转了一个弯，重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为什么平等原则在法国碰到那么多障碍？民主原则在法国能否适配在大西洋彼岸得到充分发展的代议制机构及自由？奥尔良王朝及稍后的第二共和国的毁灭，第二帝国的建立在托克维尔的心中重又唤起了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结尾所表达的不安：“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就全靠各国自己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懂得了这段话的意思。在分裂的欧洲两大阵营各自都以民主为标榜，所不同者一方通过普选和议会程序来治理，另一方则是通过自选自封来翻新的寡头统治：托克维尔的享有自由或者没有自由的民主的选择与战后自由的或者极权的工业社会的选择，两者难道不是极其相似吗？历史通过颇有讽刺意味的道路，使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重新具有现实意义，尽管表面上它们曾经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统治和欧洲内部的争论所窒息，或者至少是被掩盖。
美国并不乐意指引道路，它所树立的也许是自己固有的民主运动风格。至于社会主义或者在苏联实现的所谓社会主义，并未消除社会和经济分化。废除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消灭的只是自由和代议机构，而不是不平等。试问在欧洲的什么地方不再有不平等。一方面，这里不再有奥纳西斯、洛克菲勒或者罗思柴尔德，但也不再找得到数以百万计封闭在自己家族和亲近者圈子中的中小布尔乔亚。从1947—1973年这个超常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的西欧，显示了托克维尔早就归纳出的美国的某些特征，也就是他展望旧大陆未来的特征。
他虽然缺乏经济教育，但并没有陷入比他造诣更深的许多经济学家的悲观主义。他已经考察过并且富有前瞻性地进行预测的那种民主社会，首先关注的是福利；它们凭借工业和商业富裕起来；它们没有把这些财富只留归少数人，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大多数人，因为它们主张平等原则。在今天已经超越工业化初始阶段的自由社会中，托克维尔敏锐的合理预见难道不是已经得到证实了吗？今天的自由欧洲在许多方面更像托克维尔所想象的欧洲，而不是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积累所预言的那个欧洲。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身后的时来运转，除了幻想的天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历史的峰回路转。
美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或者低估托克维尔，因为他们钦佩他是一个对他们的制度和习俗做出明智判断的学问家，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同样，英国人赞赏他是一个接近他们的法国人，是一个超脱了法国人对立的两派——否定或者无条件赞美大革命——的典型态度的一位贵族和自由派：他之所以接受大革命，是因为大革命已经发生，但他并不为大革命歌功颂德。不可避免的是民主运动，而不是革命风暴。这样的风暴不仅把古老的贵族“连根拔起”，而且给自由造成了尚未愈合的创伤。
在法国，托克维尔既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又被怀疑为共和派，得不到任何宽容，不受任何人青睐，无论是右派或者左派、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对于他的著作，撰写法国大革命史的历史学家们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19世纪末的共和党人们更喜欢米拉波、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也许，要最终还原1789年革命的本来面目，必须揭开1917年革命的面具。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1885年，托克维尔在读者中间引发的感受即使不是愤怒，至少也是惊诧。他写道：“我举目环顾一下这伙既无超群者又无落后者的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真为这种普遍划一的情景感到悲怆和心寒。”在这样的时刻，国家参议员的年薪高达25000法郎，而普通工人每天出卖苦力所得只有几文钱。以农民和工人为一方，以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遗老遗少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深，以致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把自己的营地建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今天部分成为事实的东西，在那个时刻却是离法国的实情十分遥远。认识到机遇的极端不平等和工业化的冷酷的托克维尔，为什么只为个人自由感到担忧？使他感到心寒的是，数百万劳动者在非人的贫困生活中挣扎的那个时代的普遍单调划一面貌。
作为旅行家，托克维尔洞察全部现实，毫不隐讳任何观察到的现象。但他并没有把它们全部装进他的解释系统的框架、他的总体世界观。他属于高等贵族，并非是由于他的祖先的地位、财富或者资力。托克维尔考察了他分别称之为民主的或者平等的天命运动自11世纪以来的历程。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绪论中，他同时追溯了贵族、领主的没落和走向平等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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