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选择：政策学习与路径依赖
公用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有诸多的流行语来形容这场制度变革运动，如自由化、民营化及监管改革（regulatory reform）。[2]就公用事业监管主题来说，这三种过程是相互联系的，分别是制度变革的一个维度。自由化是指促使市场向新进入者开放；民营化是指将以前的国家垄断实体（公共企业）从公法转变到私法身份，目的是鼓励私人投资；而监管改革是将监管的目的从以前的确保国家垄断合法化转变到促进并确保竞争性市场，并维持国家在已经自由化和民营化的部门中的影响力。公用事业的极大变革要求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必须引入新的机构与能力，目标是科学地驾驭市场，这与过去掌舵国家垄断的目标极为不同。
在有关监管制度改革的解释中，政策学习和路径依赖是经常被提及的两种核心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制度选择或设计是由政策学习和路径依赖共同塑造的。此外，我们认为，政策学习着重塑造制度的宏观层面，而路径依赖则着重于制度的微观方面。
（一）政策学习
作为一种分析途径，政策学习主要论及的是“一种政治体制下的某个政策为另一种政治体制所借用”[23]或“某时某地的关于政策、行政制度与组织的知识为另一时空下政策、行政安排与组织发展所使用”，其目的是解释制度选择或设计的成因。在不同的文献中，政策学习有不同的代名词，如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政策模仿（policy imitation）等。学者多洛威兹（Dolowitz）和马什（Marsh）识别了政策学习的不同阶段：拷贝（直接而完全的转移）、模仿（涉及政策与项目背后理念的转移）、联合（涉及几个不同政策的混合）、变迁（在另一区域的政策变迁）。政策学习在政策变迁尤其在国家和行政改革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遇到一些同样问题时学习别国采取的成功做法尤其有益。当然，某些政策学习也可能是选择性的、象征性的和消极性的，学习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是不完整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基本信念系统的转型是成功政策学习的核心。[25]当政策学习理论应用于制度选择时，我们会发现其在制度设计的宏观与微观方面的影响是不同的。政策学习不仅可以解释总体的政策趋势，而且包括具体的政策理念。尽管政策理念可以被借用，但具体的制度设计或微观结构却与发起国的不同。[26]因为制度的宏观结构设计可以被转移，但对该制度在本国的执行却要求详细的改进，毕竟完全的模仿是很少见的。这可能缘于尽管总的理念已经建立，但在微观方面旧的理念仍在起作用。 （二）路径依赖 解释监管制度设计的第二种理论是路径依赖，又称历史制度主义。[27]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外，历史制度主义也是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的类型之一。在路径依赖理论中，制度被定义为“嵌入政体或政策产出的组织结构中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和习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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