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段时间，官僚体制的意图并没有得到透彻理解，或者说，甚至引起了公众的怀疑，这涉及对公共服务的持续合法性的充分理由的探究。当今，公职人员的表现恰恰引起某些公民的不信任以及另一些公民直接的反感，这种情况至少暗示了官僚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恰好可以揭示出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且，利益冲突事实上源于不同政党间被系统扭曲的交往活动。于是，对批判理论而言，它所要求的在交往实践中对结构限制进行的分析，看来有了一个用武之地。特别地，关于公共组织的批判理论将：（1）考察官僚统治的技术基础及其意识形态理由；（2）追问公共官僚体制的成员和服务对象能够以何种方式更好地理解对他们行为的诸多约束，并且相应地发展出行政实践的新模式。
虽然在各种公共组织内，管理结构和管理风格中存在着显著的实质性变化，不过关于管理工作的某些特定假设似乎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假设涉及面很广，从对传统管理信条的依赖，比如“政治和行政二分”或者“权责相称”观念，直到现代信息系统和管理“偶然性”理论的更为复杂的运用。然而，在所有情况下，管理基本上都被看作一个技术领域，并且管理者所运用的技术都基于一个主要意向——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人和物以保证得到可预计的结果。
这种意向不可避免地将管理人员和服务对象客观化，并且服从于追求效率的兴趣，但是它只关注外部的“客观”世界，表现出的是去个性化的、僵化的管理进程。这种思想似乎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而把人当作可供操作的数据或者可被上级管理的职员来对待的。这种情况导致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将人相互分开，结果是人与人彼此将对方当作非人化的物体看待。第二个结果是扰乱了管理者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自我反省。这就是日益增长的“客观性”和日趋下降的自反性的结合，自反性的降低既基于官僚机构内部的疏远，也源于对官僚机构的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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