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改良运动，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到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它们对社会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正面作用，已经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
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张元济是一贯坚持“和平改革，勿伤元气”的主张并身体力行之的。戊戌变法运动过程中，他和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站在一起；抗日爱国运动中，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站在一起；国共内战时，他则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们站在一起。值得指出的是，张元济虽然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但却一贯反对采用激进或暴力的方法解决问题。
对于国家和民族，张元济所从事的是一项扶本固元、致力于根本的工作。中国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有体制上的问题，有文化上的问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更成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两次革命便可以一蹴而就的。中国社会的质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量变过程作准备，量变的基础就是开发民智、普及和发展教育。这是项根本性的工作，就是兴国之“本”、强国之“元”。国家的元气不足，根本不固，就没有或缺少前进的动力。扶本固元即是“量变”，抛开量变谈质变，无异于揠苗助长，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是好心办坏事。
第二，读书人学而优未必仕。如何在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问题。张元济在这方面是个成功的例子。如果说张元济第一次告别仕途是出于无奈的话，那么后来的两次辞官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自觉选择了。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使旧式知识分子尽入官本位毂中。但近代中国缺的不是拿俸禄吃皇粮的行政官员，而是经世致用的造福于国计民生的各方面的建设人才。与其在腐败的官场上耗费精力，还不如转向民间做一些实实在在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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