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茵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

    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的历史考察——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
    《续高僧传》为考察对象
    佛教向中国的传布是通过西域僧人来华传教与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而实现的。在历史上，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通道，除了陆路外，还存在一条通过海洋航路传播的途径。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佛教从何时由海路传入中国，而是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为对象，对两晋南朝古印度僧人与中国僧人经广州港口岸通过海路来华传教与西行求法做历史考察。现试陈管见。
    最早见诸佛教史籍记载的取道海路来华的古印度僧人似乎是耆域。据《高僧传》本传载：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而倜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时人莫之能测。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就是说，耆域是一位“周流华戎，靡有常所”的僧人，他取印度至南海诸国的海洋航路抵扶南国（今柬埔寨），再由南海诸国至南中国海的航路至交州（今越南），最后到达“广州”。
    又载：
    耆域“有灵异。既达裹阳，欲寄载过江，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船达北岸，域亦已度……以晋惠之末，至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
    就是说，耆域到达广州后，前往襄阳，再由襄阳北上弘法，于西晋惠帝末年抵达“洛阳”，在途中表现出“灵异”现象。应该说，《高僧传》对耆域在“广州”登岸后至抵达“襄阳”前的记载相当简略，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可能行色匆匆地赶到襄阳，应是边走边“弘法”。引文说，耆域于“晋惠之末，至于洛阳”。所谓“晋惠之末”，笔者认为其时间大致在西晋初惠帝太安至永兴之间（302—305）。假定他到洛阳前在沿途逗留一年多，那么，由此推算，耆域抵达广州登岸的时间应是晋惠帝永康与永宁之间。

总序
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的历史考察——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为
考察对象
菩提达摩来华事迹考——兼与胡适、孙述圻先生对话
慧可生平的几个问题
阁那崛多三藏与清潭寺——兼对宋《三山志》相关记载的考订及点校问题商讨
福建佛教与天台
禅宗在福建的传衍及其法派
晚唐五代福建禅宗与南岳禅宗互动
青原行思禅系在晚唐五代前期闽中的传衍
道一禅师与中晚唐福建禅宗南岳禅系
马祖道一传法活动考论
曹山本寂禅师出家地考
唐大安禅师生平考
唐志勤禅师生平考
文益禅师在闽参桂琛的年代、因由、地点与卓庵处
考辨
对谢重光先生《也谈文益禅师参桂琛的地点和年代》
的回应
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
绍琦禅师生平考
论民国时期福建佛教之复兴
泉州开元寺佛教略论
圆瑛法师与泉州开元慈儿院
简论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与近代文化启蒙
太虚法师的文化世界化与佛教世界化思想探讨
慈航法师的生平及其弘法活动
慈航法师与台湾佛教
慈航法师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及其影响
闽南佛学院大事记（1925—1949）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