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碑文考释
一、前言
菩提达摩碑文署名为梁武帝撰述，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此碑陆续在河北磁县的二祖山元符寺、河南的少林寺和熊耳山等处被发现，这三块碑除个别字句有所差异之外，内容基本一致。达摩碑文文笔优美，思想精微，对达摩的禅法和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颂，对于达摩的去世以及埋葬之处等所记甚详，是一篇比较成熟的禅宗文献。达摩碑文在历史上出现得较早，流传也很广。神会（684—758）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略称《杂征义》）和杜朏的《历代法宝记》都明确记载过梁武帝造达摩碑文，金藏本《宝林传》卷八（《宋藏遗珍》第二册）完整收录了此碑文，唐代澄观（738—839）《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略称《演义钞》）、宗密（780—841）《圆觉经大巯抄》、北宋延寿（904—975）《宗镜录》以及契嵩（1007—1072）《传法正宗记》等著作都引用过此碑文的部分内容。此外，日本光定的《传述一心戒文》、日本最澄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景德传灯抄录》等著作中也都曾经引用过碑文的文字。由此可见，达摩碑文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达摩碑文一直被视为伪作，所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但即使是伪作，也有其产生的时代，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禅宗的实际情况。陈垣《释氏疑年录》曾提到过河北磁县出土的达摩碑：“其文体亦不类梁时风格，当是中唐人假托。”陈垣的论断非常重要，可惜未展开论证。温玉成首次在河南陕县找到了菩提达摩的葬地——熊耳山空相寺，他的《传为达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察记》一文，对于空相寺的历史沿革、塔碑遗迹等作了考证，是迄今所见的最早介绍熊耳山达摩碑文的文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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