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佛教的义学家有意地利用了这种“误译”,把不同梵语概念的内涵都包容在“止”、“观'’之内,并进而把“止”与“观”结合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一个合成概念。于是在中国佛教的语境里,止观代表了佛教的定慧二学,并进而在某些文本里成为佛法的代名词。天台智者大师对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提倡止观相即双修,所谓“止中有观、观中有止”,“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观”②,将止观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核心高度。所以灌顶在《摩诃止观》序言中开宗明义就说:“止观明静,前代未闻”③。点出了智颉止观理论前无古人的历史意义。
可以看出,智颉的“止观”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原有的单纯修持方法的层次,具备了义理的高度。这给予了注重理论思辨的华严宗人很大启发。他们不但借用了天台宗对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观法进行整理后得出的系统的止观修习方法,还进一步拓展了止观的理论化。宋代华严宗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水子璇在《起信论笔削记》中说:“天台云:‘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观’。此乃以修止观契性止观也。双修之旨岂徒然哉”④?他在此明确区分了所谓“性止观”和“修止观”,并且认为只有“性止观”才具有终极意义,作为一般修行方法的“修止观”最终要契合“性止观”。另外,子璇的话还道出了华严宗人的言外之意:既然天台、禅宗等对“修止观”已经做出了系统的整理,华严宗的重点当然就放在阐发相即不二的“性止观”方面了。因此,注重理论思辨、与义理高度融合成为华严观法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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