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男，浙江温州人。1977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系。1998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浙江省委党校。主要从事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中西文化价值观比较的教学与研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撰写《启蒙的价值目标与人类解放》等专著5部、合著4部；主持、参加省级以上课题5项。自2000年以来，获优秀科研成果奖20多项，其中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6项。

    大体说来，此书禀有如下特色：
    （1）在研究方法上，此书采用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解读的研究方法诠释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史。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采用，是因为历史本身具有“现实性”与“可能性”两种存在形式。在这里，历史的过去显现为“在多种可能性中实现的一种”的全景，而且，历史的价值更眷顾现在与未来，因为后者乃是正在发生与将要发生的历史。《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人文社科新著丛书：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的研究方法揭示出，历史活动的意义是在“先前历史”的影响下，实现“后来历史”的筹划与追求。
    （2）在内容阐释上，此书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总体来揭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递嬗演变。中国近代的现代性价值通过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来吸纳西方文化价值，它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取其所需；而西方式的现代性价值被中华民族引进后，也不是按其原来的轨道演化，却是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产生出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价值。因此，所谓现代性价值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必然是在不可逆的时间中，不断被分岔点间隔开，并一再为休止期和灾变期所打断的过程。它的构型是累积性、跳跃性和分叉性的，而非单纯线性和渐进性的。高峰、深谷、跃前、退后、盘曲、发散、畸形、特化、停滞、迁变等等，都是这一过程中的种种情状。
    （3）在人文启迪上，此书试图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展开历史性实践，来反思中国近代思想家在独特的问题领域中的思考努力，发掘出它们对我们今天的实践，甚至对人类发展所具有的文化启迪意义。因此在某种视角上，此书关注的不是纯粹过往的“历史”，而是历史中含纳的真理性价值。这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讲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
    当然，现代性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还将长期处于不同见解的争论之中，而这种争论不过是社会现实内在冲突的理论表现。此书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脚点，从中国社会的独特国情来探讨现代性价值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得出对我国今天的现代化实践有启迪意义的见解，可谓有新意之作。如果它能够给读者带来更深入的思考，作者的数年之劳就算没有白费了。

    第一章  中西启蒙价值观在源头上的差异
    在一般的意义上，历史存在共性，其根据在于人类特有的二重性生存境遇与“对象化”活动方式。动物只生存于由自然规定的“实然”状态中，它们与自然界浑然一体；因此，动物只是自然界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它们依赖自然为生，只会本能地适应自然。人则不同，“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这就是说，在客观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依靠外部世界而存活，因此他与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一样，都是受动的“对象性”存在物。但在主观上，人又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所以他的生存具有超越性，人能够通过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方式把自己从自在世界中提升出来。马克思指出，所谓“对象化”活动，即作为存在主体的人，他在以某一外在对象为自己生命的存在对象时，他也依自己的意向与能力改变对象，从而在改变当下生存境遇时为自己创设更值得自己生存的另一种境域。这样，在“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境上，人是“自由”而非“他由”的存在物。人对历史的自由追求表现为不断寻觅“幸福与道德配称一致”的进化途径。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地区，何种文化模式，其终极价值关怀概莫能外。在这种视角下，尽管不同民族或个人活动的相互作用会抵消彼此之间的特殊目的追求，使得历史规律以不依任何民族或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抵消个别目的中的共同性——人类追求幸福与崇高的永恒目的。于是，共同性就作为潜藏于个别目的中的普遍要求，构成了历史沿革的总体性。
    历史的这种共性决定了世界各民族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总会发生大致相同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具有某种共性。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乃生产方式的演进，因为人类追求幸福与崇高的活动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但在现实中，作为客体的生产方式不能直接推动历史，因为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无非是人类劳动活动的对象化产物，它标志着主体本质力量的客观存在形式。因此，生产方式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只能通过由它创造的文化价值被社会人们所接受，并借助历史主体对这些价值的实践而成为现实。由此可见，质底上作为生产方式反映的文化价值及其演化对于人类历史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具体表现为：世界各民族的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除了赋有自身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硬件结构外，都必然具备着通过自我确认而内化为民族心理的文化价值认同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教统”。这个“教统”一经形成，就像经纬参差的“文化神经”，牢牢地统摄着社会机体的各个领域；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是该“教统”的核心，它一方面以最高的普适性形式统一着社会成员的具体目标，另一方面又超越于既定的社会现实，指示着该社会的未来期待。因此，文化价值目标犹如牵延不去的“文化基因”，始终寓于某一文化模式之中并伴随它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只要不发生“基因突变”，它就能决定历史沿着既定的价值认同方向作永久性的惯性运行。
    ……

序
序二
序言
引言 历史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双重解读——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新视界
第一章 中西启蒙价值观在源头上的差异
第一节 中西启蒙“自由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以西方的启蒙自由观与李贽的“童心论”为范本
一、中西启蒙“自由观”问世的历史境遇剖析
二、西方启蒙“自由观”及其历史逻辑走向
三、中国启蒙“自由观”及其历史逻辑走向

第二节 中西启蒙“民主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以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范本
一、中西启蒙“民主观”滥觞的历史逻辑根据
二、西方启蒙“民主观”的源头价值
三、中国启蒙“民主观”的源头价值

第三节 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差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
一、中西启蒙“平等观”突显的历史逻辑根据
二、西方启蒙“平等观”的源头价值
三、中国启蒙“平等观”的源头价值

第二章 “变器”时期：现代性价值的孕育期
第一节 近代史开端处的现代性价值——龚自珍经世思想中的“自由”意蕴
一、对“不许自由”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二、对“自由”知识分子参政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论证

第二节 从“文化中国”向“主权中国”视角转换的理性端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近代意蕴
一、魏源时代的“世界历史”大背景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意蕴剖析
三、魏源思趣的历史地位评价

第三节 古典式农民战争中的近代意蕴——太平天国革命思想之剖析
一、古典农民战争的一般价值取向及其思想根基
二、太平天国革命思想中的近代意蕴
三、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未能在质底上摆脱传统农民思维

第四节 “命运牵着走”的近代化起步——中国近代“洋务”思潮之动向
一、面朝过去的“自强”思想与“西学中源说”
二、面对现实的“求富”理路与“中体西用论”
三、面向未来的“混同”理念与“君民共治观”

第三章 “变政”时期：现代性价值的奠基时期
第一节 中国现代化通途的理性先知
——康有为思维深层的现代性价值理路
一、颠覆传统——“求乐免苦”人性观中的自由、平等意趣
二、追求现代——“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民主构思
三、展望后现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同”理念

第二节 维系中国现代化命脉的价值关怀——梁启超“新民说”的价值意蕴
一、“鼓民力”的底据在于“兴民权”
二、“兴民权”的前提是“开民智”
三、“开民智”的根本乃“新民德”

第三节 中国近代道德人格的奠基者——谭嗣同“心力说”的原创性价值
一、道德的本质——“天理之善”还是“人欲之善
二、道德实践理性——“等级依附”之美德抑或“平等自主”之美德
三、“集体关怀”的道德依据——“权威主义还是“平民主义

第四节 中国近代“自由”理念的奠基者——严复“自由观”之价值底据
一、建构近代“自曲”人格的经验性判据——中西文化价值之比较
二、建构近代“自由”国度的理论底据——自由乃人类进化的必然归宿
三、建构近代“自由”的可操作原则——“消极自由

第五节 中国近代“个性”价值的奠基者——章太炎价值观的灵思独辟
一、“集体”价值无限膨胀的底奥——对进化论的盲目崇拜
二、“个性”价值确立的依据——存在先于本质
三、“依自不依他”信仰的意义——用宗教建立革命道德

第六节 平等视角下的人权、民权与国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价值
一、民生主义——“贫富均等”的个人人权之表述
二、民权主义——民众公权与精英治权相平衡的构思
三、民族主义——国家主权平等的文化追求
第四章 “变教”时期：现代性价值的曲折深化时期
第五章 现代性价值主流的转向：折入社会主义
第六章 历史对当代的启迪意义（上）——国际篇
第七章 历史对当代的启迪意义（下）——国内篇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