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之自然生态保育思想
一
中华民族远古文化创造业绩，遗留只是不完全之片断残余，借石器陶片纹饰形制，略可探寻一些先民意趣心态。自无法充分说明中华民族黎明时期开辟草昧之文化状貌。唯度过漫长岁月之初民生活，语言文字之工具，终于发明改进，广泛应用，建立垂万世足以沟通古今之桥梁。当时先民最伟大之贡献，亦是本民族一种宝贵遗产。
上古先民创造语言之后，为扩大交换讯息之需要，必进一步思考使用间接传达语言之工具。或在文字发明之前，已长期使用结绳记事之法。古代百家传说，屡屡言及，当必具有历承之根据，深信其言并非出于杜撰。
中华民族语言间接传达工具，至文字画进入实用阶段，才使文化创造及先民传说，留下较丰足之记录，以供后世累积知识，传播讯息，表达思想，存储文献。今世研考古史，尤为理解推断之真实资源。
我人据今世观点探讨远古史事，无须顾虑远古流传下来之种种神话，亦无须诧怪其如何夸张荒唐。古人创造神话传说，宗旨原在人类地位之提升。不愿下侪于禽兽，往往自为族类附庸于天上神种，必须自命非凡，方能裁制万物。当知人类提升地位与尊严，无论对己对人解答来历，自必深信出于天上神种。且在统驭万民之尊长，无论大小族群，无不各自宣传其赫赫奕奕之伟大雄主，集一切才能于一身。今世进步思想之学者，相信人类与禽兽同科，拒斥神话传说之荒诞。唯世界各地先民人类，自来均不会创生这般前进思想。我辈虽愚拙，却深信先民之流传神话，为其早期历史之重要宝藏，不可一概抹杀。
中国有文字记载起，自必追记其邈远先世。由口传结绳人于文字。凭其可靠之文字，可以探索远古以来统驭万民之大君酋长，一致相信其与上天之特别关系。殷商之所谓“帝”，宗周之所谓“天”，乃是两代王室血胤、族亲、权威、意志，以至富贵长享之供给根源。至君长与上天交通对话，凡关征伐、筑城、命官、狩猎、祈年、求雨，无不时时维持上下来往，至为频繁。此正足以展示王家与上天之密切关系，并维系其王政之安定稳固。
中国古代大君酋长，各自深信其天上神种血胤之真纯，何需乎犹豫怀疑。自命为天之子，岂有不当？威福自作，岂有不妥？唯为表现其尊贵崇高，与庶民不同，自须经常维系种种繁缛仪节。祭天祀祖，崇拜山川，表现其承天之授命。耕糟、尝麦，巡狩、田猎，表现其率下之勤能。总体表达，是实践一种天命思想。由是中国古来帝王政治，自上古以迄近代，大致笼罩于天命思想之下。此是中国传统中最悠久坚韧之政治思想。
二
天命笼罩下之君主专制政治，自商周以来，发展出种种制度信仰，相当复杂，十分完密。本文无从深论，更难备举，以免喧宾夺主，失去本文题旨重心。故而如前节之简略起绪，以便上溯于古代天人关系之思想根源。其余当可略而不议，以待日后言辩。
一般论者，备述汉代天人相应之思想，此或于理熟见，然实际早已弥漫于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言天命，墨子言天志，庄子言天运，无不统合人事庶政立言。岂非天人相应思想之前导？唯其内容增华具完密体系者，当在秦汉之世，盖即世人所知之阴阳五行思想。
我人检论战国秦汉阴阳五行思想，往往笼统概观，不免非议其造作迷信，违反科学，于此不暇置辩。但须知在战国秦汉问此一思想甚具声势，此一学派甚为壮大。阴阳家一派学说，影响古代学术亦相当深远。单就战国秦汉间所构造之内涵而言，明显形成五个重大思想体系。其一，天人感应说。其二，符瑞天命论。其三，五德终始论。其四，阴阳灾异说。其五，四时禁忌说。凡此问题，已为今世名家研考辨析，已成定论。在此略示纲目，以见阴阳五行思想之大致范围。
天命论为历代人君乐意尊奉，盖在确定政权之得天所授，岂不欣然自居为承天受命之天子。由是而君民上下一致遵从，无所违逆。进一步思考，古代睿智之圣人随即在此范畴辨析天之意趣为何？宗旨为何？虽一概尊奉其至高权威，同时亦望了解天意所在。上古圣贤君相，戴天立政，公告于世人者，则无不归总于天意在立君治民，体国安民。此在《尚书》已有明示，唯苟子所论最透辟。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
既然天为民而立君，君为何物？荀子亦有极清晰之解说：
君者何也？日：能群也。能群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谓匹夫。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吕氏春秋》亦肯定申明，君后之天子，是奉天养民承此使任而立，顺违之别，明见于遵天而行政事。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
汉代王符历观古今，说明天心在民，于专制君后提示警戒，存亡所系，无不关乎顺民之欲求。
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故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义而不彰者也。
古代天命论政治思想之下，君权荣崇固然得到充分肯定。由于先哲一致言谕天心在民，遵天承命，当知天意在于养民佑民，立君只是为民。如《尚书》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春秋左氏传》引《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荀子所谓：“君者，民之原也。”俱为天命观点作确切申解，使天命思想有一个中心宗旨。孟子两次引据伊尹所谓之“天民”，代表孟子以前所形成。足见上古天人关系思想，早随天命论而有重大发展，显然表现出天人相应思想之正确渊源。
我人据天命论思想检视古代帝王政治，其于敬祀天地五岳四渎之隆重，黼黻衮冕之庄严，生杀予夺之威柄，殿阁宫宇之华丽，楼台园囿之安享，固繁夥复杂，历代所不可免，在此无须多所引论。唯历代帝王必须深知天意在民，民虽最下，却不可漠视。其宗旨较集权专制罔恤民命之太阳论尚称优越，当于上古天命思想再作进一步简约探讨于次：
其一，国君行政设法当在养民之欲，顺民之情。《管子》申论至切而详，政治家欲取先予之说已涵概其中：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其二，富民所以富国。《管子》述论，明示富民一说，见其《治国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其三，兴利除弊，佐民致富。《管子》以助民生财为治国之大道，亦见之《治国篇》：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入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荀子亦熟论养民致富之理，见之于《富国篇》：
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国长民者，欲趋时遂功，则和调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赏庆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刑罚。
其四，谨奉天时。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政治社会生活中重大约制筅钥，虽不免一切充分依恃帝天之属命与护佑，启示灾祥。实际发展至农业社会，天地自然现象，星辰之运转，四时之递嬗，日月之盈昃，雨露霜雪、风云雷电之变幻，人人可见，关系冷暖燥湿阴晴旱潦，乃深信天之喜怒爱恶，借自然现象而表达，吉凶祸福由斯可判。故而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生活最重天时，是在天命思想下之重大推衍。
中国古代天时观念，至晚创生于殷商之卜年祈雨，而为周代国君庶民共遵之重要信仰，足以表现中国文化中一个重大特色，影响后世深远。天时观念实应视为中国上古文化中最特出而精彩之创造。
荀子引述《尚书》，“《书》日：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此语不见于今本《尚书》，但在苟子时尚未遗失。秦时观念出于周之政典，足见形成甚早。
秦时政令如此严刻肃杀，所关维何？可径谓是关乎民生，质言之，即是关乎农业生产。在《吕氏春秋?审时篇》，于农产食粮之得时、先时、后时之不同区别，有很清楚详细之分判，足以代表公元前3世纪中国之农艺学实验切证：
是以得时之禾，长裥长穗，大本而茎杀，疏穖而穗大；其粟圆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如此者不风。先时者，茎叶带芒以短衡，穗巨而芳夺，秮米而不香。后时者，茎叶带芒而末衡，穗阅而青零，多枇而不满。
得时之黍，芒茎而徼下，穗芒以长，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饴。先时者，大本而华，茎杀而不遂，叶藁短穗。后时者，小茎而麻长，短穗而厚糠，小米钳而不香。
得时之稻，大本而茎葆，长稠疏穖，穗如马尾，大粒无芒，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时者，本大而茎叶格对，短稠短穗，多枇厚糠，薄米多芒。后时者，纤茎而不滋，厚糠多枇，虔辟米，不得恃定熟，印天而死。
在此重新强调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信仰之中，“天时”观念是一种优越的创造，十分重要。一开始即由天命论之帝天意旨，而导入于自然天象种种真实可据之现象，以为生活作息依据，食粮作物发育滋长之所本。由是而展开政治制度、祭祀礼仪、生产运作、生活节奏等实用性文化创造，而将天命论留给天子作为政权所出之信仰根源，确足以表现古人之最高智慧。
上古游猎渔牧生活，为原始先民首要谋生纯恃劳力生产必经之历程。无论文字形义，口传故事，均能追考若干实迹，今世推理重建，足以略知梗概。凡此游猎渔牧生活，采集蔬果鸟兽，俱以自然天成之物为对象，虽非俯拾即是，垂手可得，而寻觅探诱，追捕搏杀，必能满足生活需要。似此纯简生活，必不至影响周遭生态环境。生齿孳繁，亦受天然约制。想见世界上若干环境丰腴之部民，可以历千万年而毫不求变，岂是我等自命开化民族所能想象。所谓科学发明、文化创造，于彼等简陋自足生活而言，有何可以取借之处？有何可以诱惑之点？今日先进皇皇大言所谓“现代化’，云云，如非立意驱杀抢夺，强力促使开化文明，亦真成问题。
中国古代哲人，道家诸子早有觉识。老子倡论于先，庄子尤重人生之自然生态。凡今世所未醒悟自然生态之严重破坏，庄子早已先见而痛切针砭之矣。今日之所谓开化，所谓文明先进，高度开发，固已成为纯美绝善之至境，然在庄子言下则颇受讥议：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置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冥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哼哼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
引文中的弓、弩、毕、弋是捕杀飞鸟的工具，钩、饵、罔、罟、罾、笱是捕鱼工具，格、罗、置、罘是捕兽工具。古人已知，俱是破坏自然生态的高明机括。庄子最先提示警告世人。
中国古代进入农业社会，是民族文化重大进步，创造文化重要基础。唯在农业生产及农业社会生活，俱由采集天然生物而进人人工耕作食粮蔬果及殖养家畜。居有定所之宫室，行有舟车之运载，较之先前渔猎放牧，自更复杂难为。至人力运用，需要编组调度；财富分配，需要合理保障；食粮收藏，需要安全足用；形成农业社会自然维持群居聚落。此正表现种种繁复多样之文明创造。而对其周遭山川林泽自然资源之利用，其较渔猎时代当更加倍利用，是即今日之所谓开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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