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哲学缺乏分析，只有直觉。从总体上说，中国哲学重视直觉；但是，如果说完全没有分析，就未免绝对化了。朱熹就很重视“条分缕析”，在注解四书时，就经常运用这种方法。不过，朱熹不是为分析而分析，分析本身并不是目的，分析的第一个目的，是建立分层理论或层级理论，其最终目的则是完成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有机整体论，更确切地说是生命整体论。
朱熹的分析方法，遭到陆九渊的批评。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所以他不著书，更不作注解。朱熹说：“义理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圣贤于此，错综斟酌，毫发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寻，亦未尝腭柱而调瑟，所以断之，一视于理之当然而已矣。”（页339）义理之中分出轻重，轻重之中又分出轻重，要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仔细“斟酌”，作到“毫发不差”。如果在细微之处错了，大处则必然跟着错，这就是“枉”尺而寻不能“直”。因此，“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页36），这样才能将书中的义理“断”得清清楚楚。
这是朱熹注解四书的一个重要方法。正是运用这种“析理”的方法，朱熹将四书中的许多重要范畴，特别是一些核心范畴，分成不同层次，分别加以说明，再用综合的方法，将其联系起来。所谓综合，总是伴随着分析的，没有分析，便无所谓综合（反过来也是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很重视分析。当然，这种分析与现代哲学所说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是一回事，它主要是“义理分析”即‘析理’，也可以说是“概念分析”；但是，我们所说的“概念”，与西方哲学的概念又有不同，对此，要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四书中的中心概念或最高概念是“道”，但是，究竟什么是“道”？历来的注释家都未能提出比较详细的解释，只是随各人的理解而说之；或者不作解释，作为现成的范畴而用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容易说清楚。这也许有一个好处，就是保留其全部意义，让人们去体会，一旦说出来，就会破坏其“全”。但是，这样就很难深入了解其中的具体涵义。不能了解其中的具体涵义，其整体把握也就不甚了了。宋代理学又称道学，其全部学说就是对“道”的解说，他们虽然用“理”字代替了“道”字，对于“道”的解说也就变成了对“理”的阐述，但是，在朱熹之前，还没有人对“理”作出比较深入全面的解释。正是朱熹第一个提出了全面解释，区分出“理”的不同层面的涵义，而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注解四书完成的。
四书中的“道”，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用法和涵义，朱熹的工作就是将这些不同涵义分别“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带有朱熹本人的理解在内，但是，就整个义理脉络与价值走向而言，则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析理”本身就会有新的意义产生，当这些不同的意义处在不同层面的时候，就会使“道”或“理”的意义具体化、层次化。
就《四书集注》而言，朱熹对“道”即“理”的分析，至少有如下几层涵义：
（1）“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朱熹在解释《孟子》中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时说：“知，谓识其事之所当然。觉，谓悟其理之所以然。”（页310）在解释《孟子》中“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时说：“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当然，既习矣而犹不识其所以然，所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页350）在解释《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页105）在这些解释中，“所以然”与“所当然”是同时使用的，但其涵义是不同的。“所以然”是事物存在的所以然之理，是属于“事实”的问题，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讲，是“陈述句”；“所当然”则是应当如此的应然之理，“当然”即是“应然”，属于价值问题或目的性问题，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讲，是“祈使句”或“命令句”。这种涵义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朱熹认为，二者又是统一的。至于为什么统一？我另有文章讨论④，在此不论。
“所以然”与“所当然”所反映的，是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先秦孔子、孟子时代，就已经存在，并包含在“道”之中，但是，并没有公开提出来进行讨论。我们只能以现代的眼光进行分析，才能使问题明朗化。但是，早在近一千年之前，朱熹通过分析，将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并且作出自己的回答，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2）“自然”与“本然”之理。朱熹在解释《孟子》中的“故”与“智”时说：“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页297）在解释“天爵”、“良贵”时说：“天爵者，德义可尊，自然之贵也。”（页336）“良者，本然之善也。”（页352）在解“诚”与“思诚”时说：“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思诚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人道之当然也。”（页282）所谓“自然”、“本然”，都与天或天道有关，朱熹虽然以“理”释“天”，但天的实际意义则是指自然界。这是从孔子、孟子以来关于天的基本涵义，而理学家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所谓“自然”，从字源上说，来自道家，朱熹也是指自然而然之理，其真实用意是排除超自然的目的论，以自然界为最高存在。这样，“自然”之理就居于最高层次。“自然”之理就是“天理”。所谓“本然”，是说本来如此，本自如此，是对“自然”之理的解说。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和“本然”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处在天道流行的过程之中，在天人关系上，既有“所以然”的意思，又有“所当然”的意思；分层而论，则在天为“所以然”，在人为“所当然”，所谓“天道之本然”、“人道之当然”正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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